【校友简介】

王瑞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98级广告学专业校友，观鸟专家、科普工作者，《中国鸟类观察手册》编委、特约编辑，《常见野鸟图鉴·北京地区》副主编，在校时曾任校团委刊物《我的大学》主编。

在乐趣中安放情怀

——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98级广告学专业校友、观鸟爱好者王瑞卿

2021年初，一本小众的“鸟圈”工具书《中国鸟类观察手册》意外“破圈”。1491个中国有记录的鸟种，800余种野外鸟鸣声，4000余张手绘插画，该书以分类最新、鸟种最全、全部采用原创手绘的特色获得了极高的市场热度。

这本书的编委之一、文字撰写者王瑞卿是我校1998级广告学专业校友。此前，他已编辑过《中国鸟类观察》《常见野鸟图鉴·北京地区》等刊物和书籍，并正在撰写一本中国鸫科与椋鸟科图鉴，是资深观鸟人和科普人士。

一位广告专业的英才，怎么走入了观鸟和科普的世界？带着疑问，我们邀请他回到母校接受了采访。

爱上观鸟，是偶然也是必然

从小生活在烟火气十足的北京胡同，出入于花开燕归、蝉鸣长枝的四合院，看着歇了虎子（壁虎）、挂搭扁儿（蝗虫的一种）、燕么虎（蝙蝠）……时常出没，浓浓的“北京味儿”滋养了王瑞卿观察昆虫、亲近自然的爱好。他喜欢“家虫儿”（蛐蛐儿），就用“蛐蛐儿”作网名，在中国观鸟人最早的聚集地WWF论坛上发表观点，结交同道。“这个名字‘招鸟儿’。”王瑞卿笑称。

谈及观鸟，王瑞卿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大学毕业后，王瑞卿进入广告行业工作，2003年换工作的空档期遭遇了非典。赋闲在家，他与几位高校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北师大的鸟类公选课，感觉“太好玩儿了，转头就去小商品市场买了一个100块钱的望远镜”，观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机会是偶然的，但打小的爱好使这个选择成了必然。

在经验不足的观鸟初期，王瑞卿也闹过把未成年的星鸦看成紫宽嘴鸫的笑话。“认识是不断提高的。”观鸟时间长了，他养成随身带着小型望远镜的习惯，听到有罕见鸟出现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赶过去看。

2008年5月4日，有英国观鸟者发来消息，太平洋潜鸟出现在怀柔水库。王瑞卿立刻和朋友驱车赶往怀柔。在偌大的水面上寻找鸭子一般大小的鸟，很困难，但很兴奋。“太平洋潜鸟在北京很罕见，这次出现大概是20年来唯一一次记录了。”王瑞卿说。

2019年，国内罕见的雪雁现身天津北大港，王瑞卿自然不会错过。但在北大港的大片芦苇丛中，在10万数量级的雁群中，寻找四只白色的雪雁，太难了。王瑞卿回忆，他和朋友开车转了四个小时，把飞过的雁一只只看，都没有，“快崩溃了”，临走前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看一下，结果在一条小路上看到了，虽然回到北京已经晚上9点多了，但“看得很爽”。

观鸟，有顺顺利利如愿以偿的轻松，有苦苦追寻四个小时终于得见的满足，也有没事闲逛不经意间偶遇的惊喜，但更典型的场景是“我又没看到”，这也很寻常。对此，王瑞卿看得很淡，“在这方面，我同意北师大赵欣如老师说的，有鸟是一种看法，没鸟是另一种看法。”

“在不理解观鸟的人眼里，观鸟人可能是个‘神经病’，起个大早儿，扛着沉甸甸的设备，走上很远的距离，弄一身土，饭也吃不好。”王瑞卿笑着回忆起“发动机上热烧饼”的经历，但他觉得可以接受，其中苦乐是冷暖自知的事，不需要所有人理解，当事人乐此不疲。

在采访中，“好玩儿”这个词出现了四次。王瑞卿觉得，说观鸟能锻炼身体、培养专注力、观察力，都狭隘了。“主要是好玩儿，放松了，高兴了，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了，就够了，乐趣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观鸟的乐趣有三种：一种是像集邮一样“收集的乐趣”，列一个观鸟list，看到一种打个勾，50种、100种增加上去；另一种是如同在现场看纪录片一样，“偷窥的乐趣”，把观赏动物当作放松，通过观察了解动物的行为和生活满足好奇心；还有一种是发现观鸟地点的乐趣，王瑞卿认识一位老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观鸟，挖掘了苇沟、农展馆等多个观鸟点，乐在其中。

2018年，业余观鸟的第15个年头，王瑞卿结束了在某NGO长达13年的社工工作，开始专心从事科普。给《博物》等杂志撰写科普文章，为宣武科技馆开讲座，带队组织科普活动，与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合作出版鸟类科普书籍，为出版社审稿等。王瑞卿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我也不想开豪车，有口饭吃就得了，所以现在这样过得也挺好。”

没有很大的基础就不能产生很高的水平

在欧美，观鸟被称为第二大户外休闲运动，在中国，这项运动方兴未艾。近年来，自然类包括观鸟类书籍的出版和销售数量，国产望远镜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从一个侧面证实国内观鸟群体的规模在扩大。学者刘华杰把相关的现象总结为“博物学在复兴”。这背后，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可忽视，中国观鸟发展最早的几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都是经济较发达的地方。

“衣食富足后，就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王瑞卿乐于见到这样的现状。中国最早的鸟类观察和博物学发展是在清代由传教士、外交官等推动的，1949年后，在国家支持科考的背景下，一代代研究者和观鸟者把对鸟类的认识和研究逐步积累传承下来，形成了北师大和中科院两大鸟类学重镇。而随着观鸟群体的扩大，自2000年开始，中国鸟类普查、区系调查和种群数量动态监测大都由观鸟爱好者和专业观鸟组织来做，尤其是2010年后，中国鸟类新记录基本上都是由观鸟者发现的。

在王瑞卿看来，很多人对于观鸟的界定仍较为狭窄，要到野外，用望远镜或相机，看到了，拍到了，识别了，才叫观鸟。而他认为，不应该以“识别、记录、环志”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观鸟者的标准，也不能因此产生“鄙视链”。如果仅限于此，将把大部分人排斥于外，“观鸟将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这样对于观鸟活动和观鸟产业的发展、对于吸引更多人关注中国的环境都不是好事”。王瑞卿支持较为宽泛的界定，只要观鸟时不伤害鸟，能从中获得乐趣，都可以算作观鸟的范畴，“不能说踢五大联赛的叫踢球，在草地上踢野球的就不叫踢球，对吧？”

三万的单筒望远镜可以观鸟，三五百的入门级望远镜也可以观鸟，甚至窗台上撒把小米一样可以观鸟。王瑞卿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爱好定位得太高，就是觉得“好玩儿”，而这种快乐是自己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因为观鸟而觉得自己高端、时尚、与众不同的人，是无法真正坚持观鸟的。

“普通观鸟者、有兴趣钻研的观鸟者和有一定水平的观鸟者，能达到1000:10:1的比例就很好了。绝大部分人不可能走到研究这一步，但不能因此就排斥他们。封闭的小团体必然会失去活力。”王瑞卿说，“没有很大的基础就不能产生很高的水平。”

对观鸟者的包容，并没有妨碍王瑞卿谴责不良的“观鸟行为”。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说：“我绝不会轻视任何观鸟的人，但我鄙视那些为拍鸟无所不用其极的人，用铁丝扎面包虫诱鸟的、剪掉鸟巢外面遮挡树枝的，那不是爱鸟，那只是为了炫耀照片，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王瑞卿呼吁在爱鸟的前提下观鸟，包括他参与编写的《中国鸟类观察手册》在鸟类保护上也有非常细致的考量。例如，由于鸣声可能成为诱捕的工具，对于极危和濒危的鸟种、对鸣声敏感且容易受鸟类贸易影响的鸟种，其鸣声就不会收录入书，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王瑞卿认为，观鸟不一定要拍鸟，但一定要护鸟，这大概是一个合格观鸟者的“职业道德观”。

进了这个门，就会不由自主地关注自然

鸟儿与自然相依存，生境保护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部分。水田、灌丛、荒地在城市飞速建设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楼盘、高尔夫球场，“导致很多过去常去的观鸟点不复存在了，”王瑞卿不无遗憾地说，“顺义汉石桥、怀柔白河峡谷，虽然还可以观鸟，但鸟况大不如前，鸟类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所以我们常说‘抢救性观鸟’”。

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人必然要与动物共存，那么如何共存，如何找到那个平衡点？“只要进了这个门，就会不由自主地关注。”王瑞卿知道很多观鸟新手都会注意到为什么人工草坪没有鸟，而灌丛荒地有鸟。他也会追问，房子要盖，机场要建，铁路要修，但能不能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技术建得对动物更友好。

湿地公园一直被作为生态保护的“利器”，但在王瑞卿看来，湿地公园的建设理念和实际效果背离了保护生物及其栖息环境的初衷。过去在白河，随便一停车，架上望远镜，就能看到五只鹮嘴鹬，因为那里水流湍急、多石清澈的浅滩非常适合鹮嘴鹬。而建成后的白河湿地公园，河道加深，种芦苇，修栈道，已经把鹮嘴鹬稳定的栖息环境破坏了。

“动物生活在自然中。大草坪、荷花、栈道、黑天鹅，不等于自然。过于人工化的修建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性，以人的需求和商业化为导向的所谓保护与动物对荒野的需要背道而驰。”王瑞卿说。

在环保问题上，王瑞卿非常坚定，但并不极端。他认为，不管保护动物是出于美学、道德还是功利的考虑，其基调都不能背离人的利益，要找到协调发展点。

在云南盈江、西双版纳的一些贫困村落，农民利用投喂灰孔雀雉、双辫八色鸫等当地特有的鸟种，吸引观鸟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向他们收取观赏、拍摄以及住宿的费用，作为主要收入。王瑞卿认为，这虽有弊端，但他不反对。作为“生财之道”的鸟类得到了重视，这里的一片山林及本土生物都能得到农民有意识的保护。他会选择建议当地农民改变投喂方式，用饲养的本地蚯蚓代替面包虫，改善鸟的营养，并建立厨余—蚯蚓—鸟类的生态食物链。

“事情都是很复杂的，没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能说农民的行为一定是错，在对错之间有很多灰度地带，这正是可以综合考量、采取办法的地方。”王瑞卿说。

思考时兼具理性与弹性，是充斥着碎片化表达的社交媒体所缺少的品质。因此，在网上与观点偏狭的人对话甚至争论，是王瑞卿科普工作中力图避免的部分。小到建湿地公园，大到治沙建坝，王瑞卿建言或批评的出发点都是对环境的关注。但个别网友的曲解和断章取义，让他十分无奈。

相比之下，针对学生的课堂教育和课外活动似乎比较能让人看到希望。王瑞卿也会为北京地区小学的科学类选修课授课，一些组织公益科普活动的自然教育类机构，已经可以有效地向孩子们传递认识自然、亲近自然的意识。在王瑞卿看来，在中小学教育中引导孩子认识自然、观察自然、感受人与自然的联结，可以弥补传统生物学教育重技术、轻生态伦理的不足。

另一方面，通过《中国鸟类观察手册》以及各种各样的图鉴，给人一种简易入门的途径，让更多的人跨入观察自然的门槛，也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假设手册卖出了40000本，带动了40人去观鸟，这40人又带动了40人去关注环境，这就有价值了。”

王瑞卿也谈到，令人欣慰的是，与10年前相比，人们的环保意识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例如没有人再在网上公然推广和销售“点翠”了。这与许多科普人士的呼吁密切相关。未来，如何让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尽量小一点，还需要更多人持续的努力。

王瑞卿说：“生态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我们得为百年之后考虑，为后代子孙考虑。怎么说呢？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忧患意识吧。”

（校友会武洁、赵云天采访于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