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摇万里、善德百年

——记任扶善先生

【人物简介】

任扶善先生1915年5月4日生于辽宁省营口市，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曾在重庆从事社会统计工作，在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上海）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9月到北京，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起，先后在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北京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首经贸前身之一）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任扶善先生长期从事劳动经济和劳动法研究，是我国劳动科学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是劳动经济学界泰斗级前辈。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劳动经济学》教材，出版我国第一本劳动法学科研专著《世界劳动立法》，翻译出版了《越南劳动法典》，发表劳动经济和劳动法学论文数十篇。在1988年（72岁）退休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劳动经济与劳动法文集》及续编、《九旬文集》和《百岁文集》，并一直关心学校、学院和劳经学科的发展。

 

“扶摇万里仁者寿，善德百年圣之清。”这幅藏头寿联是2014年任扶善先生百岁寿辰庆典时劳动经济学院师生所赠。诚如此言，任老一生仁善清正，为人治学都堪称楷模。

求学清华，确立一生志向

1934年，任扶善先生考入清华，在社会学系读了三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随校辗转南迁，先到湖南长沙临时大学，后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夏，以清华大学十级和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的名义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

在清华读书时，专业课中有一门是“劳动问题”，由国际驰名的陈达教授主讲。陈教授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际例证使任老师对劳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他长期坚持自己的专业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毕业后，经清华吴景超教授推荐，任老师到重庆国民政府做社会统计工作。虽然尚没有机会从事劳动科学，但在业余时间，他注重收集文献资料并做分析研究，在《新经济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五篇关于抗战时期我国劳动问题的文章。

1944年，任老师应邀担任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上海）的研究秘书。在此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很多有关我国劳动问题的研究报告，并编写介绍国际劳动组织的著作、翻译部分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为后来从事劳动学科的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夕，任老师应辅仁大学之聘来到北京，担任社会学系讲师。1950年教育部同意在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分设劳动组，任老师开始教授“劳动概论”“劳动行政”和“劳动力调配”三门课，从此再没有离开这一领域。

任老师曾说，在他100多岁的漫长岁月里，做过的事情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即：从事劳动学科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

筚路蓝缕，为劳动学科作出开创性贡献

任扶善先生是我国劳动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为学科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建议成立北京劳动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劳动经济系；主编《劳动经济学》，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劳动经济学》教材。

1958年，原劳动部采纳任老师的建议，将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升格为北京劳动学院，并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劳动经济系。任老师除了继续任讲师外，还兼任劳动经济系副主任，负责该系的筹建工作，以后又长期担任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在成立后的10多年中，该系都是我国唯一的劳动经济系。在20世纪60年代，它是我国劳动经济专门人才唯一的培养基地。

1963年，北京劳动学院改建为北京经济学院，任老师继续担任上述职务，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经济学院停办。1974年，由北京市领导的新北京经济学院成立后，任老师继续担任讲师。1978年被评为副教授，次年重新兼任劳动经济系副主任。1982年，任老师升任系主任，全面负责劳动经济系的各项工作。从专业名称、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到教学计划、师资引进与培训、教材编写与修订，乃至劳动学院、经济学院的诞生与建设，无不浸透了任老师的智慧和汗水。

在劳动经济系建立的初期，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和劳动法课程使用的教材都是由各个教研室自己编写的油印讲义。1964年，在庄玉铭院长领导、任扶善先生指导下，劳经系教师开始编写自己的教材。当初稿完成时，由于“十年动乱”，教材编写工作中止。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才真正恢复编写。

《劳动经济学》的编写任务，学校决定交给时任劳动经济系副主任的任扶善来承担。任扶善、刘传济等几位老师组成了编辑组，一起编写大纲，收集初稿，修改完善，编辑加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老师们冒酷暑，顶严寒，夜以继日，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大量心血，终于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教材，交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正式出版。在那时，任老师已60多岁。

这部教材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仅供校内教学使用，而且在全国发行，供各地劳动干部学校和培训班使用。这部教材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尽量结合我国当时的情况，因而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评价和广泛采用。

任扶善先生退休后，依然坚持活跃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担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并笔耕不辍，继续发表、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先后编写了《世界劳动立法》《劳动经济与劳动法文集》《劳动经济与劳动法文集（续编）》等著作。

传道授业 彰显大师风范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立志长大了不做官，不经商，要当教师。”任扶善先生说，对于教师来说应当特别强调要热爱教育、热爱专业、热爱学生。投身高等教育事业40年，作为劳动学科这个领域的学界泰斗级人物，任老师为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和学生倾注了无数心血，他以行动回答了“何为人师”。

作为老师，他有着执着敬业的情怀。任老师在备课时精心打磨，力求做到观点正确、材料充实、结构严谨；在讲课时注重语言技巧和授课方式，力求做到语言清晰、速度适中、板书端正，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他还根据学生的代际特征，在持续地与学生互动中，不断发现他们的关注点，不断地打磨修正自己的授课内容。

作为老师，他心怀“国之大者”。任老师说，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浓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作为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任扶善热爱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为此贡献出毕生的心力。他把教师的职责和国家利益结合，跳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认为教育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师负有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仁扶善先生的大师风范，尤其人格影响，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学生的记忆中，并潜移默化地感染和引领着他们的成长。

任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陈宇回忆说，“在任老师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下，重习劳动科学理论；同时也感受任老师那渊博深刻、治学严谨，寄神奇于平淡、化古朽为新枝的学者风范……”他认为自己取得的成绩，“确实是和任老师对我们多年的教育培养的努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

“他在课堂上亲切而严肃的形象，慢条斯理的话语，刀削斧凿般的板书，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成为我几十年追随和效仿的榜样。”“我为能够结识他、成为他的学生而感到幸运。他是我的恩师、挚友、忘年之交。他的那种高雅的先生之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并将继续影响着我。”与任老师有着半个多世纪交往的李福田老师这样说。

初心不改 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和我同事的几位官员能够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寥寥无几，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的入党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是我一生中最感庆幸的事。”已届期颐之年的任扶善先生回忆起自己的入党经历，如是说。

任扶善生于民国时期的商人家庭，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统计官员，在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当过研究秘书。他从最初对党“没有正确认识”，到为“革命干部艰苦朴素的作风与解放军战士爱民亲民的行为所打动”，便开始研读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宣传文件，政治觉悟得到了很大提升，1949年决定离开上海到北京辅仁大学任教，自此他便开始了在党的引领下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漫漫征途。

任教期间，在忙于教学任务的同时，任扶善深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学说也逐步成为任扶善学科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自学和马列主义夜大学的系统学习，在我的思想中逐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的理论观点，而且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他在《百岁文集》中这样提到。

在完整系统地理论学习后，任扶善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党组织的关系也更加密切。1953年，在党组织的关怀和鼓励下，他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1960年底，任扶善表达了争取入党的愿望，但限于现实条件，未能实现。1957年至1976年间“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不断波及任扶善，但他始终初心不改，认真检视自己，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党组织发展党员的政策也开始执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受新政策的感召，1981年，任扶善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一个月后被党组织发展为预备党员。已经66岁高龄的任扶善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光荣入党的愿望。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他思想境界提高了，工作劲头更足了。这是他在退休之后仍然作出很大贡献的不竭动力，也是他一生中取得非常辉煌成绩的根本原因。”任扶善老师的学生李福田说，“我深深了解任扶善同志是参加党组织活动最积极的一个，是缴纳党费最准时的一个，是在汶川大地震中缴纳特殊党费最多的一个。”

时至今日，他早已赞誉满身，然而他最为珍视的依然是1986年获得的“北京经济学院优秀党员”的称号。“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任扶善这样深情地说。

坚毅乐观  耄耋之年战胜病魔

2005年6月，刚过完90岁生日不久的任扶善先生被确诊为盲肠癌。在与家人商量下，决定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措施。2005年12月，90岁的任老在协和医院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手术，但因为年老体弱，难以承受放化疗的剧烈反应，住院15天后就回家自行疗养。通过饮食、体力、心理等多方面调整，他的术后康复逐渐收到实效。每次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属正常，没发现有复发和转移的症状。

自律自重，才能走更长的路。总结任老师战胜癌症的多重因素，得益于他数十年的自律和平和、乐观的心态。自律带给了他健康，也带给了他掌控生活的能力。在饮食上，他注重营养，改善饮食习惯。多食用增强免疫力、有抗癌作用的食品；避免油炸类、多重加工类的菜肴；按时适量进餐、荤素搭配、主副适当。在体力上，他坚持锻炼，增强身体活力。任老师的锻炼项目80岁之前主要是游泳，此后主要是气功和健身按摩。

战胜病魔，需要乐观、坚毅的心态。任老师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开阔的心胸和乐观的情绪。对待癌症，他没有恐惧和紧张，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安心接受治疗；同时，在为人上，他性格平和、态度谦逊，始终与人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任老师的学生在2007年也患了癌症，任老得知之后，多次打电话关心、帮助、鼓励学生，并传授他如何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怎样通过锻炼和服药来与癌魔斗争并战而胜之的经验。

任老师的学生曾这样总结：“任老之所以能够活到百岁高龄，归根结底得益于他的品德修养：第一，他心地善良、仁慈，古人云‘仁者寿’。第二，他坚持锻炼身体，起居有常。第三，他心态平和，遇事不怒不气。得意时处之淡然，失意时处之泰然，逆境顺境有襟怀，临喜临怒有涵养。”

律己达人，为教育事业发挥余热

任扶善先生脚踏实地，为人低调。他多次表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

2014年，学校要为他举办百岁华诞庆典，他起初不同意，在学校坚持下，就提出要办就要简单办，坚持不收礼，不兴师动众。他给自己的学生写信说：“我的生日庆祝会可以和你们毕业50周年纪念会合并举办，不要花费时间去准备。”“一定要强调我谢绝寿礼和宴请。”他说到做到。

生活上，任老师更是勤俭朴素、严于律己。他至今还住在上世纪80年代学校分配的一套60平米的住房里，当年的木头门、水泥地，依然如故，没有半点装修的痕迹；木板床、写字桌、古朴的书柜都是用过三四十年的旧物；挂历纸、药品说明书的背面，是任老师随手写下的记录……但令人敬佩的是，日常生活如此节俭朴素的任老师，在学校初次就建立以任扶善命名的教育基金征求他的意见时，却表示要从仅有的30万元存款中拿出10万元作为第一笔基金……

2021年9月19日，校友会秘书长赵喜玲、李福田、杜婧甜三位老师去看望任扶善先生，再次提到学校计划于建校65周年之际设立“任扶善教育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劳动经济学院发展。任老师首先询问学校党委是否同意，他说自己不是名人，是个普通教师，做不了什么了，如果党委同意设立基金，作为党员，他服从组织的决定，并当即表示，捐赠10万元。

“我没有很多钱，但是我必须要出一个最低数，不能只挂名而不出一份力量。”任老师说。

赵喜玲、李福田老师因任老师退休早、收入有限，一再劝说他不必捐款，但任老师十分坚持，在赵喜玲等老师临走前，再三要求留下捐款账号，叮嘱家人打款过去。

次日，任老师的次孙任天新即代他将10万元捐款转账至首经贸教育基金会的账户。

9月30日，赵喜玲、李福田、杜婧甜三位老师再次前往任老师家中，签订捐赠协议并送出捐赠证书。此前，任老师听次孙朗读了捐赠协议全文，他表示，内容全部知晓，协议很好，很全面。他一笔一划，亲自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因为眼睛不好，许久没有提笔写字的老人家，为了这次签名，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练习了。

任老师对基金提出了几点原则性要求：一是捐款要自由自愿，二是使用要合理合法，三是永续持久。他说，希望这个基金能够为国家人才战略增砖添瓦，真正能在垂暮之年为党和人民贡献一点微薄之力，这样他就安心了。

“人名善，心更善，乃人生第一要诀；书求精，道亦精，在我辈能有几人？！”（——李福田老师贺联）作为我国劳动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作为学校六十五年办学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任扶善先生一生所表现出的老一辈首经贸人治学严谨、脚踏实地、豁达包容、积极乐观、善良低调、无私奉献的品格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 

（综合任扶善著作、李福田文章、校报采访及校友会资料等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