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伦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60级劳动经济专业校友，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国著名的劳动经济专家、学者，是我国劳动经济学界（人力资源管理）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我国劳动经济（人力资源）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和袁伦渠相识、相知，还要从五十多年前说起。

那是1960年8月底的一天，我从北京回民学院高中毕业，他从北京九中毕业，同时考上了首经贸的前身——北京经济学院（那时还称劳动学院）劳动经济系，当时在红庙校区，他是我走进大学之门后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我俩同岁，同出身于农村，又同是文学爱好者，又在同班（经02班）学习。从此，我俩成了无话不说的老同学，后来成了老同事、老朋友，友谊持续了56年之久。

据我了解，袁伦渠的工作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人生初创时期。（1964-1971年）

1964年7月，我们大学毕业。我和贾路桥、张立中、李永涛、丁锐刚等5人留校任教。袁伦渠则和唐云歧、毛凤华、翟幻君等分配到劳动部工作。当时北京经济学院隶属国家劳动部，劳动部当然成为劳动经济系的最高业务指导，也是学生毕业后最理想的工作单位之一。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频繁，“文革”长达十年之久），我们青春的大好年华被荒废了。我们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而成了地地道道的“逍遥派”，除了力所能及地找到几本可读之书读读，便是“躲进小城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了。1969年到1972年，我们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修理地球”，什么人生理想，什么专业知识，都随着劳动的汗水付之东流了。

第二个阶段，人生低谷时期。（1971-1976年）

1971年底，袁伦渠从劳动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铁道部所属丰台桥梁厂子弟学校任教，既当小学老师，又当中学老师，成了地道的“孩子王”。在那个动乱年代，白卷的张铁生、反师道尊严的少年黄帅横行，学生不读书成了天经地义之事，老师则经常受到学生围攻、讽刺，甚至侮辱谩骂。此时的袁伦渠，走入了人生最低迷的低谷，苦闷、迷惘、无所事事，既没有“满腹经纶”、“浑身解数”，也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第三个阶段，人生辉煌时期。（1976-1994年）

1976年，铁道部领导发现了他这个人才，把他调到了铁道部劳动工资司。几乎与此同时，他的母校——首经贸前身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他加入或曰回归劳动经济教学队伍。由于他热爱教学，热爱母校，便毅然决然放弃了铁道部的工作，回到母校任教。在这里近二十年的时间，是袁伦渠一生中辉煌的时期，成就斐然。第一，上世纪80年代初，他师从著名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教授，系统学习了社会学知识，这无疑为他此后的腾飞增添了一个强劲的翅膀。在此基础上，他与人翻译出版了民德俄文版的《劳动社会学》著作，并通过写论文介绍和在北大社会学系讲座将这门西方新的学科介绍到我国教育界。与此同时，他和赵履宽教授共同提出劳动科学是一个包括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生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法学的知识体系的观点。第二，1988年，他被母校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现为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经济系劳动经济教研室留学和讲学，师从室主任著名劳动经济学家伊万诺夫教授学习劳动经济学。留学期间他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学术会上发表了“中国劳动工资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讲演，将我国改革开放后劳动工资的理论和政策的新发展介绍给国际同行，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和肯定。此文后来以俄、日、英、西班牙四种文字发表在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杂志》1990年第一和第二期上，为母校增了光。第三，他和同事合作翻译出版了苏联《劳动经济学》和民德俄文版《劳动社会学》著作，其中《劳动社会学》在我国是第一次翻译出版，可谓是“破冰之旅”，在“文革”后缺乏教材的情况下，起到了补充作用。第四，此期间他主讲了“中国劳动经济史”这门课程，并经近十年的努力主编了第一部《中国劳动经济史》教材，与人合著出版了第一部《新中国工资史稿》专著，填补了劳动经济学科的空白，为母校劳动经济系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1年，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第四阶段，人生的顶峰时期。（1994-2016年）

1994年，此时近54岁的袁伦渠老师离开了任教近20年的母校，他犹如一颗种子，带着在母校学到的劳动经济学知识和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来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交大22年的时间里，他在一个最初没有同行的生人环境里筚路蓝缕、爬坡攀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一，他作为学科带头人，为北京交大创立了劳动经济系并向教育部成功申请劳动经济硕士点、社会保障硕士点，后来又牵头创立了劳动经济博士点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培养出一百多名硕士、三十多名博士，其中不少成为高校的教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CEO和政府重要工作人员，填补了北京交大经管学院缺乏劳动经济和社会保障学科的空白。第二，出版了劳动经济教材、专著教材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十余项，其中他主持完成的国际资助项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立法对外资在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受到惠普、三星、壳牌、IBM等跨国公司的欢迎，成为他们在华投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书，并于2001年在美国纽约以英文出版。第三，在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还于1988-200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为北京市人民的权益和福祉鼓与呼。

袁伦渠老师毕业52年来，虽经多次调动工作，但他视劳动经济为生命，从未离开过劳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直到他75岁的晚年，他还对与王守志合著的《劳动经济学》进行了四次修改，出版了第四版。该书共印刷了十次，2014年经专家评审被选为教育部“十二五”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2010年他荣获北京交通大学科研特殊贡献奖。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袁伦渠老师在2004年3月—2016年3月任国务院参事的12年中，咨询国事建言献策所做的贡献。

袁伦渠老师2004年3月被温家宝总理聘为国务院参事，其主要工作是：在自己专业范围内，站在全局的宏观的角度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国务院领导同志提供咨询服务。例如，2005年他随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管局调查组到多家煤矿做安全调研，并深入井下看望第一线采煤工人，写出“关于解决矿工工伤、工亡待遇的建议”和“关于煤炭行业人才培养的建议”的调查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加强了煤矿人才的建设，减少了安全事故，并提高了工亡工人的抚恤标准。2010年3月，他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写出“发达国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措施”一文，刊登于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杂志，供中央政治局领导参考。2012年3月，他列席“两会”期间，接受人民网采访，发表了“退休待遇双轨制的历史背景和解决建议”一文，该文在人民网3月5日刊登后经多家网站转载，有160条留言、117人分享，最高点击量突破3万，网民反响强烈，对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待遇的改革和并轨起到了促进作用。袁老师还对国务院提交参事室征求意见的《我国带薪休假制度》、《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修改草案》等法律法规提出了修改建议。他2011年参与修改的《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经温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实施。2012年他参与了《军人保险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已经胡锦涛主席颁令执行。

在袁伦渠参事连聘三届十二年、即将离任的前夕，国务院参事室为他出版了《国务院参事袁伦渠咨询国是文稿汇编》。为他颁发了载有国徽的精致的大型国务院参事纪念牌（2004.3-2016.3）。2016年3月21日，参事室主任王仲伟、常务副主任方宁等主要领导同志为他举行了参事离任欢送会。在欢送会上，王仲伟主任对他的参事工作给予高度评价：“2004年3月，袁伦渠同志受聘国务院参事。十余年来，他严格遵守‘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模范履行参事职责，勤勉敬业、恪尽职守，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向国务院领导提交多篇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他就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课题深入基层调查，上报了十余篇参事建议，均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袁参事品德高尚、谦和务实、责任心强，十余年如一日关心社情民意，广泛参加社会活动，默默耕耘、辛勤付出，坚持以参事工作为主业，兼顾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为政府参事工作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袁伦渠老师在参事工作期间，荣幸地参加了2009年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六十周年观礼活动和2015年9月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会上的阅兵观礼活动。

75岁的袁伦渠老师在我国劳动经济领域辛勤工作52年，即将退休之际，他感慨万千：“我出生在农村，由一个工人的孩子发展成为一名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连续当选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后又聘为国务院参事，首先要感谢党和国家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也要感谢母校北京经济学院对我的哺育，感谢劳动经济学的创始人袁方教授和任扶善教授、张绪生教授、刘传济教授、陈平教授、钟立辉教授、陆恒钧教授，邹克仁教授、郑火林教授、张玉璞教授、刘庆堂教授以及周志强教授等，对其中已经故去的袁方教授、刘传济教授、陈平教授、邹克仁教授、周志强教授表示深切的怀念，是他们教书育人的师德影响了我，他们渊博的知识醍醐灌顶般地喂养了我，师恩难忘，师恩难报。我爱母校，感恩母校。劳动经济系是我国劳动经济学科发展的源头，几十年来不论在任何场合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骄傲地说，我是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学生。值此母校即将六十周岁诞辰之日，我祝福母校繁荣昌盛、在创‘双一流’学科建设中取得辉煌的成就。”

（李福田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