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7级贸易经济专业校友，曾任北京金漆镶嵌厂工人， 1982年1月从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之一）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2月至2005年8月，在北京市统计局任科员至副局长，期间，获北京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本科（第二）学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单考班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2005年8月至2011年7月，任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期间，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任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5年2月退休。

 

选择母校，那是相当正确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7级校友、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潘璠自述

 

　　2008年10月18日，我们的母校举办了一场“纪念改革开放 77、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大会”。老汉我作为77级学生代表之一，也登台发表了几句感言。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可能要做许多次选择和决定。有的对了，有的错了。而我一生当中至少有一件事情，做得是相当正确的，那就是参加了高考，选择了北京经济学院。虽然今天，经济学理论的内容、方法及其实践、应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年我们在母校得到的经济学的启蒙，确使我们、至少使我本人受益终身。

　　言为心声。老汉我说的，确实是真情实感。

 

1977：进校

　　我的小学、中学时期，正好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ge命”。用侯宝林老先生的话说，那10年其实是“大革文化命”。除了停课，就是搞运动，学习的质量极差。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虽然没有上高中，但我留下了一套课本，觉得早晚会用得着。

　　果然，进工厂没多久，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白天，我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一天假也没有请。晚上，就钻进还没拆的抗震架子内，把头架在木头棱子上防止犯困，以恶补高中课本上的知识。时值寒冬，冷风呼啸，却正可以从漂着冰块的水缸中舀出冰水擦头，以驱赶不时光临的瞌睡虫。经过这样一番努力，终于拿到了北京经济学院财贸系贸易经济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有工厂内一起参加考试的工友说，也没见你小子请假复习，怎么考上的？俺回答：头悬梁锥刺股也！

　　为啥选择咱们经院呢？一是愿景期待。觉得国家百废待兴，学经济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二是从实际出发。短短几个晚上，要恶补高中阶段的全部数理化课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只能选择文科。文科中除了外语与师范类院校外，可选的院校、专业也实在有限。于是，这样一个选择，便注定了与母校结下的终身不解之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上“拨乱反正”、思想上百家争鸣、文化上百花齐放的一段复兴繁荣时期。这一阶段走进大学校园的我们，也正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春年华。于是，便也注定了我们在北京经济学院的四年，成为一生当中最轻松愉悦、最丰富多彩、最值得记忆与回味的一段快乐时光。有清晨操场上的奔跑，有傍晚阅览室中的抢座；有教室内的唇枪舌剑，有礼堂里的笑语欢声。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四年光阴转眼即逝，赵华风书记说，“经济学院的学生到经济部门工作，就是对口”。于是，在财贸系贸经专业学习了四年的我，就于1982年初毕业分配到了统计系统，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1993：返校

　　走上工作岗位，一干十多年。因为公务繁忙，不仅从未想过再找机会深造，就是面对单位在职研究生的多次报名机会，也从没有动过心。直到1993年底的某一天，又一份报考在职硕士研究生班的通知让我眼前一亮，因为那个招生的学校正是我们的母校——北京经济学院。重回母校学习经济？这想法顿时让我心驰神往，下决心努一下、试一把。

　　虽然是市里组织的在职班，但毕竟要参加考试，且铁定要刷掉一半的考生。而老汉我那时身在机关，工作依然很紧张。于是，我的业余时间又调整到高考时复习备考那样的紧张状态。孩子送到老人那里，在家里煮了一锅牛肉，饿了就拿几块牛肉下一把面条，谓曰“潘氏牛肉面”。平时，拿两把小沙发对面一拼，人往里面一缩，又一门课一门课、一本书一本书地学习上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重回母校、学习经济的愿望激励下，凭着当年的经济学功底和毕业多年做经济工作的实践，我终于成为二分之一的幸运者，在1994年重新走进了红庙路口西南角那个熟悉的院落。虽然物是人非，但当年的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礼堂、食堂毕竟都依然如故，令人倍感亲切。而也就是与此前后，我们的母校改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了。

 

2012：合作

　　自从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再回母校参加各种活动，俺就往往要报三次到了。我们的贸经系（后来分成了经济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要去；研究生处，也要去；还有就是统计学院了。人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来与统计系及后来的统计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丁立宏教授到纪宏教授，工作上的联系和学术上的交流真的非常频繁。而且，我在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就是统计系的王持卫教授。所以俺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都忘不了自己的统计身份。而在各种校方组织的活动之外，我如果走进母校的大门，还多一半跟统计有关。

　　这不是？2012年9月16日，老汉我走进了博学楼五层的一间会议室。丁立宏副校长在，纪宏院长也在。会议的主题就是聘请统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为了培养专业硕士的实践能力，学院为他们每个人在聘请校内导师之外，还要再聘请一位兼职导师。这些兼职者都是校外人士，且大都是有实践经验的长者（仅相对于学生而言）。老汉我从事统计工作多年，也算是有一定实践经验吧；从年龄上说，当然更无愧长者称号，所以又光荣应聘。当然，这只是百分之一百地尽义务，分文不取。而老汉我则又将其视为跟母校的又一个缘分。

　　后来，李晓娜、崔路云两位同学成为俺的研究生，到俺所在的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实习。当时，我们研究所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数据的应用研究。俺安排她俩到经济统计研究室（后来改名为大数据研究室）参加研究。有些研究成果还印上了她们俩的大名。这也算是俺对母校做的一点点小贡献吧！

 

2015：回眸

　　2015年，是俺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我完成了从一个在职人员到退休人员的转变。虽然离开单位，依然置身社会。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感而发，便溢于文字、泄于笔端。一年下来，不多不少，整整有一百篇文章见诸于纸媒。其实呢，这不过是多年形成的一种常态而已。

　　也记不准从啥时候起，爬格子就成了俺业余时间里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没有想在哪个领域整出啥名堂，所以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只是笔随心走，随心所欲；想哪说哪，想啥说啥。专业论文、时评、随笔、杂文、影评、散文等等，形式各异，内容庞杂。所以，俺自嘲说是写统计论文的人里面还写经济评论的，写经济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电影评论的，写电影评论的人里面还写时事评论的，写时事评论的人里面还写统计论文的。仅新世纪以来，俺就有一千多篇文章、上百万的文字见诸报端。而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中，有些许分量的，多数还是与专业有关的东东。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当年在母校得到的经济学的启蒙，真的使我终生受益。

　　1992年11月，《人民日报》理论部举办征文，俺的一篇《改革需要实践》见报并获三等奖第一名。虽然与预期有差距，但一看获奖名单，特等奖邹家华、李铁映、张劲夫，一等奖贾庆林等，俺也就觉得能获奖就不错了。

　　2013年7月，一位著名企业家发声，劝年轻人别急着买房。老汉我虽早已过半百，但也是年轻人的老爸，个中甘苦自有所体会，所以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写了一篇《年轻人为啥急着买房》。在《中国青年报》见报后，包丽敏老师发来邮件称，有755家网站转载，在中青报一周所有稿件中位居第三。“可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很难让这些转载网站都支付稿费。”呵呵，没稿酬没关系，得到认可就好。

　　2014年5月初，有政府部门官员提出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跨入“中高国家行列”，在社会上引发较强质疑，《经济日报》希望我写一篇理性分析文章。于是，一篇《我国人均GDP质量确需提升》刊发于5版头条“正本清源理性看”专栏。新浪网主页在“新闻”和“猜你喜欢”两个栏目同时显示出来。时至今日，如果在百度搜一搜“房价严重背离价值”、“大多数人收入被少数人平均”等表述，多数都是俺那篇及以后的相关文章。当然，价值也好，价格也罢，都是俺在母校学习时初识的概念。

　　同年6月20日，下了班天依然很亮，我正准备去继续走遍京城每一条胡同。《经济日报》的杨开新小杨老师打来电话，说国家领导人近期参加国际活动时多次讲中国有信心完成7.5%的全年目标，而有媒体过度解读说“即使7.49也是没完成”，因此需要写一篇文章回应和解读，当晚10时就要交稿。于是，老汉我放弃逛胡同的计划，赶紧回家，按时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一篇《不要把7.5%当作一个“绝对数”》的文章见诸于该报头版。小杨后来说，该文当天上了中国政府网的要闻位置，与领导人出访消息排在一起，国办领导对此表示感谢。而老汉我知道，俺这点儿功底，也还是在母校时打下的。

　　与母校的话题总是说不完的。这不，我们的母校就要迎来第一个60周年校庆。有第一就有第二。希望下一个花甲之时，我们这些校友还能一起庆祝和纪念。希望我们研究生班的校友、现校友会的喜玲秘书长，到时候想着招呼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