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全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8级劳动经济专业校友，经济学者，国务院参事。曾在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委、国务院生产办、国务院经贸办、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工作多年，长期从事企业改革、企业管理、经济分析、政策研究等工作。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2008年3月被聘为国务院参事，2013年6月续聘。

 

从北大荒知青到国务院参事

——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8级校友、国务院参事陈全生

 

兵团磨砺，执著无悔

　　1968年，18岁的陈全生得偿夙愿，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一名兵团战士。日后，有战友们评价，他是“连队的荣光与骄傲”，但当初的下乡之行却是一波三折。

　　由于“出身”问题，陈全生下乡未被批准。他和几位同学满怀理想和激情，冒险“扒火车”。为登上知青专列，第一次是爬上车厢顶部夹层，第二次是自制火车车门钥匙，第三次是待在火车车厢的厕所里，不顾一切，一心北行。还曾扎破手指，写血书，表决心。或许是精诚动于天地，他们的决心得到了当时北京市和兵团领导的同情和理解，获准回京补办手续后，再出发到黑龙江。从6月到8月，历时两个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九团的兵团战士。

　　到兵团后，他开始“刻骨铭心的改造”，“狠斗私字一闪念”，不仅是“不怕苦”，而是“自找苦吃”，主动挑苦活、累活干。锄地、割麦、种菜、修水利、盖房子等，“差不多什么活儿都干过”。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参加反修战备公路的建设。

　　1969年中俄边境局势紧张。为战备所需，沈阳军区决定紧急修筑“二抚线”，即从黑龙江二龙山到中国最东北角抚远县的一条200多公里的战备公路。按照上级的部署，十九团抽调各连队人员组成了抚远支前修路连。陈全生积极报名，参加筑路建设。他所在修路连的主要任务是卸车铺路，即从卡车上卸下铺路用的“风化石”。

　　在筑路工地上，劳动量大、累，都不是问题，最要命的是蚊子太多。“干活时，再热的天，我们也要穿两件衣服，否则蚊子就会把衣服叮透。”陈全生回忆说，人正在干活，裤子上就会落上一群蚊子，“有一次，我用手在小腿肚上一拍，不算粘在裤子上，也不算掉在地下的，粘在手上蚊子就有32只。”少不更事的他，把此当成稀罕事，把32只蚊子装在信封里寄回北京家。后来，父亲来信告之母亲为此哭了好几天，批评他“不能再干这种傻事”。讲这段话时，他声音有点变，眼睛有点湿。

　　“当然，乐子也是很多的。”陈全生停顿了一下，转了话题，回忆起知青生活的另一面。尽管劳动艰苦、环境恶劣，但他们靠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把艰苦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连队四周，刷了很多标语牌，“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以鼓舞斗志。在抚远浓江边，还书写了毛主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诗句，每个字都有一平米见方。“这些标语牌多是我写的。”业余时间还排演节目，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编三句半，还在江里游泳，下网打鱼。“兵团生活苦是苦，但也要苦中作乐。”

　　还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是办黑板报。陈全生是当时的板报组组长。不管干活多苦多累，业余时间也坚持出报，一周一期，从不间断。《兵团战士报》特别刊发了一篇文章《他们是如何办黑板报的》，讲述他们办黑板报的成绩和经验，沈阳军区的《前进报》和黑龙江省《黑龙江日报》曾经转载部分内容。

 

才华初露，立志求学

　　寒来暑往，一晃8年过去，1976年，陈全生回到了北京。如果说在兵团出黑板报初显陈全生的文字能力，那么回京后到二龙路医院工作，这一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施展。“我当时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喜欢写点小东西，如小新闻、小报道、小小说等。”陈全生笑言。由于写文章还行，后来就从医院西药房调到院办公室，没有继续做医生。

　　学医受阻，恰遇恢复高考，他决定考大学。知青生活，在外8年，陈全生不想再离开北京和父母了。北京经济学院是“北京招生、北京分配”，于是考取北京经济学院成为他的不二选择。大学4年，陈全生做过班长和学生会宣传部部长，期间创办了校报《北京经济学院》，连续4年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毕业时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分配到国务院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工作。

 

亲历改革，律己甚严

　　从1982年分配工作到2013年续聘国务院参事，30年间陈全生分别在国务院职教委、国家经委、计委、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委、生产办、经贸办、经贸委、国务院研究室等十几个中央部委工作过，虽换过较多单位，但多是部委的企业局、企业司、企业办，所以比较熟悉企业工作，较早介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发表过一些关于人才培养、企业战略、国企改革、民企发展、宏观经济分析等内容的文章。多年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手握实权，但陈全生律己甚严。他曾主管带“中国”字头的公司和集团审批工作，凭着严格按照规则和制度办事，凭着严于律己的精神，陈全生审批过上百家公司和集团，“一封匿名信都没有”，他不无骄傲地说。由于经历丰富，并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实操经验，2008年，陈全生被温总理聘为国务院参事，成为以个人身份参与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的国家智囊机构成员。

　　陈全生从未失去谦和平易的本色。在兵团战友的眼中，他低调、随和、诚恳、有才、重友情。据战友回忆，每次连队组织活动，他总是全力支持，积极参加，多出钱多出力，一点架子都没有。2009年兵团战友们一起回访北大荒，他一路不辞辛苦，坚持为大家服务，深得大家赞许。

 

建言献策，远图长虑

　　陈全生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都一直坚持钻研和思考，对主管的业务和领域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其中许多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全生从事职工教育工作不久，即撰写了《关于我国高级技工培训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时任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随后，起草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技术工人也是人才》。随着研究的深入，陈全生撰写的《把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中国基本国策》一文提出：“人力资源极为丰富，物质资源相对不足，资金资源严重匮乏，是中国资源的特定格局。在这一特定的格局下，唯有以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为特点的道路才是符合国情和适应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2005年，陈全生出任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起草小组组长。他认为：过去，我们多从社会稳定角度，强调非公经济在就业方面的意义；现在，应更多从经济民主，从财富创造的角度认识非公企业的意义。“其实，改革开放的真谛，是给了中国人民以追求自由、民主和财富的权利。”他认真地说。

　　2008年后，在国务院参事的位置上，陈全生继续进行企业的微观研究和经济的宏观研究，提出了不少参事建议。2012年，他提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十六字方针”——允许买房，限制卖房，奖励租房，闲置罚款。当时，由于个别媒体的断章取义和受众的误读，这一主张引起了许多误解。实际上，陈全生强调的是“要着眼于调控思路的转变”。他认为“有房住”不能等同于“有住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可以解决“人人有房住”，但是解决不了“家家有住房”。所以，不是要调整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而是要调整房地产的调控思路。要把单一对销售市场的调控，转变为销售市场与租赁市场并重，把注重买房的调控，转变为买房与租房并举；要建立健全房屋租赁市场的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房屋租赁市场的经济政策；要把注重新建大量廉租房转向更多地利用现有房屋存量改做廉租房，实行廉租劵制度，让低收入家庭散居、混居在社会之中，避免集中居住引发社会问题。如今，这一建议已成为现在实施的政策。

　　对于时下热炒的“互联网+”，陈全生也进行过谨慎的“冷思考”。他认为，“互联网+”应调整为“+互联网”，要让各行各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互联网”，意味着各行各业是利用互联网的主体。以制造业“+互联网”为例，制造业利用互联网，不仅可搞清中国制造业产能，还可搞清世界制造业产能；把中国的产能过剩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把中国产业结构和全球产业结构相结合。陈全生说：“去产能的‘去’字，一是去掉的‘去’，即淘汰落后；二是去哪儿的‘去’，要搞国际产能合作。”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许多都是“先进适用技术”或是“技术升级版”的过剩。而“互联网+”，往往是互联网公司把制造厂家与最终用户相对接，仅仅是降低销售成本。再如，金融“+互联网”，是金融界利用互联网发展中国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往往是互联网公司做起金融业务，这会产生很大的金融隐患。

　　陈全生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说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并不为过，这是他多年勤勉治学、孜孜不怠的体现。难能可贵的是，他思考问题时始终秉持理性、客观、独立的视角，不盲目跟从附议，从实际出发，远图长虑，即使遇到压力、质疑甚至非议，他也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说真话，讲道理。

　　他说“认真”是自己一贯的特点，有时甚至有点“较真儿”。“讲真话，要付出成本，反映真实问题还不得罪人吗？而讲假话，没有成本，报喜不报忧，人家自然说你好。但是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就可能误导决策失误，这是问题的实质。”回顾几十年的人生历程，陈全生说，“六个字：认真、吃苦、坚持。我这一生，就凭这几个字。”

（本文参考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战友的部分回忆文章，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