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0级经济学专业校友，现为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志优助学及志愿服务专项基金主要资助人，一直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

　　微力改变世界

　　——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0级校友、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志优助学基金理事长王磊

　　

　　一只小猴和一位老人的故事

　　王磊（以下简称王）：今天，本是来参加校友会的，昨天才知道，还要接受采访，心里有些忐忑。一来，没有思想准备；二来，为学校所做的点点回馈理所应当，且与学校给予我们的相比，丝毫不成比例，微不足道。学校外联处赵喜玲处长来电话说，还是应该讲讲，可为社会增加点正能量，想想这与我的理念也是一致的。那我们从哪儿谈起好呢？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否从您是如何步入公益领域说起？

　　王：好吧，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幸岛（Koshima），该岛位于日本宫山夸最南端的半间市境内，岛上有大量猴子。20世纪50年代，为了研究猴子的行为习惯，动物学家们在沙地里留下了一些甘薯。刚开始，猴子们带着沙就把甘薯吃了。偶然一次，有只小猴无意中把甘薯掉落水塘，再捡起时，没有了沙子，吃起来畅快。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受到了关注，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大概是午夜时分，在月光下，岛上所有的猴子都在洗甘薯。那一刻的图景，就像是在迎接新纪元的到来。由此，动物行为学家们得出结论：任何一只小猴都不能忽视自己的影响力。

　　现代人是否不如猴子聪明呢？想想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大家常说：这个社会变烂了。可是我们在做事时想过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力吗？是在为这个社会向善贡献绵薄之力，还是为这个社会向恶添砖加瓦？

　　这个故事让我警醒！它告诉我们不要去忽视任何一股微小的力量，有可能它所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这就如同蝴蝶效应，南美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引起千里之外的太平洋风暴。古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每个人都做一些向善的小事，可能在不经意间就会影响身边的人，促使更多人向善。公益事业就是如此，一个人的力量看似微小，但是若是被带动聚集起来，这就是一股很强大的正能量。

　　记：不在于这个人的身份如何。

　　王：对，这个小猴子既不是猴王，也不是老猴子、母猴，只是一只普通的小猴子。人也是这样，每个普通的人做一点向善的微小的事情，即使是无意识的行为，这个社会也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许多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洪流。我们做志愿者的活动，都知道一句话：散开来满天星，聚起来一团火，就是这个意思。

　　记：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呢？

　　王：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老人。

　　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阎明光女士，今年已经85岁了，你看看她的照片（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阎女士照片），这是我们去年在美国时拍的，像60岁。阎女士为了公益事业国内国外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精力比中年人还充沛，我们都尊称她阎阿姨。

　　阎阿姨出身名门，她的父亲阎宝航先生，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回国后即在沈阳兴办平民教育，当时的平民学校学生已达2万人。他在为学校募捐时认识了海城老乡张学良，张将军对平民学校给予了鼎力支持，从此以后他们成为至交。又因为担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加之张学良的关系，他与宋美龄也成为好友。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将他发展为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凭着与国民党高层及各国使领馆的深厚关系，在德军进攻苏联前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通过中共转给苏共，使斯大林提前一周获知消息，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此还向阎宝航追授了卫国战争纪念章。阎阿姨的弟弟阎明复先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推进者。

　　以这样的身世，到了80高龄，她啥都不缺，完全可以尽享清福、安度晚年，但她没有。退休后，在张学良将军的倡议和首笔5000美金捐款支持下，她在上海成立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20多年来，为社会公益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她身上，我理解了什么是“助人为乐”。想想80多岁的老人可以和年轻人一起去唱卡拉ok，可以乘十几个小时飞机，可以为一次慈善晚宴熬夜到凌晨。是什么在支撑和滋养着她？是助人！我看到她的辛苦，更看到她的快乐！在阎阿姨的感召下，2009年，以我为发起人和主要资助人的志优助学及志愿服务专项基金，通过上海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注册成立。该基金成立后，为四川阿坝失学儿童捐建了学校；在东北为小学捐赠了教学设备；在雅安地震时，又向韩红救灾团队的志愿者提供了资助。当然不能忘记母校，自2011年起到现在已经向母校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了十五万元人民币的学习、生活费用，共用于40名学生，未来两年还将再提供十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可以说是一位老人和一只小猴子把我领入了公益领域。

　　母亲节、母校

　　记：您多次提到为母校做出的点滴贡献是理所应当的，能否描述下母校在您心目中的地位？

　　王：今天是母亲节，你们采访我的日子非常好。

　　母校真的就像母亲一样，她给了我们关爱、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自信。从物质方面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刚上学时我的家境也不宽裕，也曾从学校获得过助学金。比起物质方面，我觉得精神上从母校获得的更多。

　　我们班曾有两位班主任令人记忆犹新：一位是现年80多岁的崔瑛老师，当时他已年近60，与我父亲年龄相仿。想起他就想起一位喜眉笑眼的谆谆长者。另一位是赵凤启老师，当年只有28岁，风华正茂，与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同龄。他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字、摄影技术高超，为我们全班拍摄的首次香山合影，至今还端放于我私人相册的头页，无论何时看到，总能回忆起当年的青葱岁月，好不惬意。

　　在校时，崔老师和赵老师像父、兄一样地爱护着我们，在这里，我收获了亲情。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交了数位终生好友，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跌宕沉浮他们都与我同在。得意忘形时，有人会揪揪你的衣角；遇到困难、快要爬不起来时，又是同学伸出无私的手予以扶持。对于他（她）们的恩情我无言以报。从这里，我获得了真挚的友情。

　　更为值得一书的是，通过母校我还得到了爱情：妻子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到明年我们就已经结婚30年了，这在当今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噢！

　　你看我是不是从母校获得的太多、太多？今天回到母校，又是母亲节，怎么可能不怀揣着一颗感恩之心呢！

　　想起母校，还会想起我的祖母。我刚刚迈入大学没有几天，她就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她安详、快乐、毫无痛苦地走了。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比我更高兴。祖母是位没有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可她坚毅而富有智慧。祖父早逝，她从20多岁起就挑起了家庭的担子，独自一人把我父亲三兄妹拉扯成人。小时候，我也是祖母带大的。她常常教育我，别人对你有恩不要忘、你对别人有恩不要记；给你帮助的都是贵人，你对贵人的最好报答是去帮助你能帮助的人。

　　母校在我心里既像母亲，又像祖母。现在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实际上在内心是想通过它感谢我的学校、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我的同学、感谢我的妻子，更感谢我的父母、祖母。我知道，无论我以何种形式报答他（她）们，都不如我把这种帮助延续下去、拓展开来。

　　“5·12”、志愿者

　　记：您离开学校后，都从事过哪些工作？

　　王：我22岁从学校毕业，不知不觉已经29年了。离开学校后，当过大学教师；在国务院直属机关做过公职人员；1993年下海，从事过很多行业，经过商、办过学；2003年我参与的公司在香港上市，还在香港上市公司出任过董事。总之，45岁前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但缺少快乐，静下来时常常感到负担沉重、压力重重。什么原因呢？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香港女作家梁凤仪所写的小说中获得了答案。她通过书中的角色说道：我们所在的世纪是“鸡肋”的世纪，弃之可惜、食之无味。为何这样讲呢？你看，我们拼死拼活努力竞争，完后向两边一看，比你强的人有的是。你一旦不努力，周围所有人都会比你强。心里不断地在比着，也就不断地在痛着——直到2008年。今天刚好又是5月12日，是“5·12”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日子。对于我来说，2008年是个转折年。“5·12”汶川地震和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后，“志愿者”变得家喻户晓。2008年后，我主动关注“志愿者”并积极参与了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2009年在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下专门设立了助学及志愿服务专项基金。后来，又在一个全国性的志愿者组织担任义务工作，几年的义工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先说说志愿者吧，最早接触到的志愿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派往中国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志愿者，基本由退休的老人组成。最早注意到并给自己带来困惑的“志愿者”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香港市民当时自己花费2000港币，参加义工专业培训班，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志愿者培训。看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不理解，当时我和妻子已经工作六年，每人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人民币。那时我们借住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人6年工作的所有积蓄都折合不到2000港币。按我当年的想法，在香港那样的商业社会，做好事应当获得收入才对啊，即便不获收入，也不至于自己花钱去学习怎样帮助他人吧，搞不懂“志愿者”，但这个概念却深深地印在脑中。

　　直到20多年后，我自己主动地想要参与志愿服务，开始主动关注志愿服务，才逐渐有所体悟。

　　所谓“志愿者”，就是那些不以获利为目的，主动、自愿地帮助他人和社会向着好的方向转化的人。志愿服务绝不是擦擦玻璃、扫扫地那样简单。准确地说，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需求，是社会需求，更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社会中个体的需求。志愿者是跨性别、跨文化、跨国籍、跨党派的。

　　为什么30年前“志愿者”在中国没有风行，为什么现在我国已注册的志愿者达到近5000万人？很多，是么？其实发达国家比我们高得多。2010年，美国已注册志愿者达到总人口的40%，我们连5%都不到。当然西方有宗教的关系，但志愿者的普及和数量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的。

　　当人们的物质条件基本满足后，精神需求将不断扩大和深入，这些需求包含艺术、娱乐，当然也包含“志愿服务精神”。

　　大学时我们都学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我把它简化，可以描述为人生有四类需求：最低一级的需求是活着，第二层是安逸地活着，然后是快乐而安逸地活着，最高的一层则是永远地活着。

　　为了满足第一类需求，人们必须有吃、有喝。为了满足第二类需求还要有房、有车。这两类需求有个共同点，就是有物质就可以满足，或者说，挣到钱就可以满足。到了第三类需求，则出现了大不同。要想快乐而安逸地活着，光挣钱、光有物质可能就不行了。有钱不一定快乐，往往花钱才会快乐。举个例子：你花60元去看场电影，你得到什么了，什么物质的东西也没有得到，没有挣钱反而花钱，但花完钱后你得到了精神满足，你快乐了。

　　“志愿者”其实就是如此，他们花费自己的时间、物质、金钱去帮助他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现在社会，有人用权力证明自己的价值；有人用财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志愿者”则通过帮助他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证明“我”是一个被需要的人。其实，仔细品味，人生中最需要的就是被需要，最快乐的也是被需要。

　　2010年底，我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现任中华志愿者协会会长的周铁农先生有过一次交谈，我向委员长讲了以上看法，老人家非常赞同地说：对啊！如果我们不再被社会、家庭、朋友需要，那就该走了。我相信，此言亦是这位耄耋智者的人生经验。

　　生命中最顶级的需求则是灵魂需求。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永远地活着，但究竟有几人能永久地被人们传颂、活在人们心里呢？很少很少，他们都是不断地帮助他人、帮助所有人才得到永生的。

　　记：您的工作经历的确是非常丰富，那近年来的工作重心是在哪里？比较关注志愿工作的哪些方面？

　　王：说到近来的工作，自2008年后，我基本上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志愿者提供帮助、资助和服务方面。我们着力打造了一个志愿服务网络平台，通过它使有志于志愿服务的公民，很方便地找到志愿服务组织，随时随地很方便地加入到志愿服务中来；我们为志愿者记录服务时间、内容，提供志愿服务认证；构建“时间储蓄银行”。同事们常常开玩笑说，是在“给雷锋记日记”。

　　这一切看似新颖，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独创，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还以美国为例，如果一个高中生没有一定志愿服务记录是不能被大学录取的；有了相当数量的志愿服务记录是可以获得高额助学金的；马里兰州更是规定，志愿服务时间可以减抵税款，父母的志愿服务时间可以继承，也可以在老年时换取其他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所以称为“时间储蓄银行”。

　　记：您对国内外的志愿工作都有深入的了解，那么就您看来，我国的志愿服务体系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王：这些年我们国家这项事业进步特别快，有蓬勃发展的势头。目前的注册人数有5000万，但比起美国还是要差得多。目前我国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还在进步中，总体能力还有待提升。通过这几次地震救助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诸如救援志愿者、心理志愿者、医护志愿者等需要进行更好更完善的培训，不专业的志愿者只会成为负担，成为被救助者。所以说做好事应该有方法，应该学着怎么去做好事。可能那些技能你不会马上用到，但是那会是社会的储备力量，我有兴趣以后与母校以及其他高校合作开展这些方面的培训。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所有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员，善有善报；让善良带动更多的善良。每一位志愿者都像星星之火，聚在一起就可以温暖社会；每一位志愿者都像一粒闪光的金沙，聚成灯塔就可以点亮众人生命的航程。

　　全民公益时代急需社会管理创新人才

　　记：谢谢学长与我们分享了如此多的人生感悟和经历。对于学弟、学妹们特别关心的就业、方向等问题，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王：《人民网》曾发表一篇文章《全民公益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山大学中国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先生所写，短小精悍。强烈推荐同学们阅读。朱先生在文章中谈到全民公益时代的到来，强调公益慈善事业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

　　做个粗略的划分，我们父辈时代的最典型特征是全民政治；我们所处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全民经商；而未来，我看可以称作全民公益时代。全民公益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将来的趋势是公民们自己来管好自己，各种非政府的NGO组织会像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社会管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社会管理创新急需人才。望学弟、学妹们予以关注。

　　最后想说，近几年我不过是做了公益领域里的一只“小猴子”，希望咱们这次的访谈登出来之后，看到这篇文章的同学、校友也“返下祖”，变成“公益之猴”，一传十、十传百，将助人之风传递下去。每一个人都有微小的力量，凝聚起来，就可以令世界大不同。

　　（采写：杨甜甜、王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