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0级劳动经济专业研究生校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保30人论坛成员，研究员、博导。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在企业改革、劳动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方面撰写了许多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论著和文章，在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劳动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全国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等。个人学术成就被收入国家“十二五”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主要学术观点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

　　半生坎坷，上下求索

　　——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80级研究生校友、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原副主任宋晓梧

　　

　　荣辱去留烟云过，沉也是我，浮也是我

　　“我遇到的挫折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对批判过我的人一概既往不咎。”

　　宋晓梧出生于1947年，作为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他的经历比较坎坷。1966年夏高三毕业之际，“文革”开始，宋晓梧在本人不在的情况下，仍当选为学校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校红卫兵总指挥。不久，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观点，反对部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打砸抢行为，对“武斗”等种种乱象也越来越不理解。在大串联的东奔西走过程中，他不断阅读思考，学《毛泽东选集》，读马列著作，他开始意识到，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串联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也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回到北京后就辞去了学校红卫兵总指挥的职务。

　　1967年2月，宋晓梧和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响鼓要用重锤敲”的大字报，说中央文革犯了“左倾”错误，虽然在同学母亲的坚决反对下没有贴出去，但很多学生看过这张大字报，后来成为判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铁证。1967年10月宋晓梧又因质问军训排长“早请示、晚汇报是哪个走资派发明的？”与军宣队发生争执，遭到各班轮流批斗。1968年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押在学校里实施“群众专政”10个月，清理厕所，打扫楼道，修理桌椅，修建篮球场。从1967年底被批判直到1969年3月放回家，宋晓梧被整了一年半。

　　回家之初，上学无门，分配无望，宋晓梧深感人生没有出路，恰好各单位办“五七干校”，于是他就到了父母单位的干校，先后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和息县电机厂劳动，前后一共三年半。1972年他经人介绍到北京市内燃机总厂柴油机车间当了一名电工。由于技术好、干活努力、人缘也好，不到三年出徒，就当了电工班长，曾连续六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但因为“历史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仍然不能当兵、入党、上学，内心很惆怅。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在同学的提醒和鼓励下，已到而立之年的宋晓梧报考了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当年他的考试平均分达到90，但由于超龄未能被清华大学录取，经招生办老师动员决定上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然而后来国家决定扩大招生，分数更低的同学也有进入清华、北大的，他却因已被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录取而失去了被扩招的资格。与清华失之交臂，宋晓梧心情低落，无奈之下，回工厂上班，边工作边刻苦学习，自学了大学的课程。直到1980年，未曾踏入过大学校门的他直接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研究生。

　　“录取书在手，韶华复何求！”失去了十年的光阴，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加之1979年56中党支部寄来了正式平反证明书，1982年父亲也彻底平反，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宋晓梧抓紧时间学习钻研，师从袁方、任扶善、陈平等老师，从此走上了研究劳动经济学的道路。

　　1983年研究生毕业，宋晓梧被分配到原国家经委企业局，后又到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工作。1990年，宋晓梧调到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主持工作，后至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宋晓梧以其深入的理论研究结合丰富的基层实践经历，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积极参与了当时与国有企业改革、劳动体制改革有关的重大理论争论，奠定了他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1996年到2008年，宋晓梧先后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等部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一直结合实际工作不断探讨相关理论问题，坚持学术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理论文章，出版论著十多部。

　　回顾十多年的行政工作，宋晓梧自认为有两件事可以聊以自慰。一是作为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负责牵头研究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推动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尽了力；一是作为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棚户区改造工作中尽了力。这两件都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2008年之后，宋晓梧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任会长，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尽管他在不少经济学科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但他给自己的学术定位很单纯，“就是一个劳动经济研究人员”。

　　2014年5月，宋晓梧卸任体改研究会会长，到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任理事长。基金会在资助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课题及学术著作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项成果成为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企业家的重要参考，累计公益资助金额近4000万元。近期，基金会开展的“送故事下乡”公益项目，改善偏远和贫困地区农村2至8岁的儿童早期教育，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和各方好评。

　　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宋晓梧于花甲之年填写了一首《山坡羊·沉浮》，其中写道，“心底澄明天地阔，荣辱去留都烟云过。沉，也是我。浮，也是我”，真实反映了他当下的心境。

　　先忧后乐图国策，竭力殚精为众谋

　　“在理论观点上，我从来坚持独立己见。”

　　在宋晓梧身上，有一种求“真”的执著。他坚持探寻真理，说真话。在“文革”的动荡岁月中，他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总想弄清是与非，即使因此受到批斗、关押，也没有放弃对事实和理论的思考。这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也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历程中。“我二三十年的观点很少变化，一方面是基于多年的学术积累和理论认知，另一方面也可能得益于当年看得还比较远。”他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看来仍然非常具有前瞻性。

　　1984年他从分析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身份入手，提出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来指导企业改革有局限性，认为应以“所有权的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相分离”指导国企改革，在此基础上实行“混合所有制”。1987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失业”现象，1989年明确提出失业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新挑战。1992年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与“劳务市场”的区别，提出以培育劳动力市场为主线推进劳动体制改革，并指出培育劳动力市场的难点是实行“政、企、工三分离”。许多现在看来很普通的观点，如建立失业保险，在当时却被人批评为“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有的观点，如“政、企、工三分离”，20年后还被人认为“太超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晓梧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改革的文章。2008年提出下一阶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应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逐步平衡城乡、区域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他较早提出并撰写的“基尼系数”条目收录在1987年出版的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中，示警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2002至2010年，他先后指出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严重失衡，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失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针对一些人认为政府不能干预初次分配的言论，撰文明确指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他的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从社会民生的真实状况出发。宋晓梧说，“虽然到国家经委工作以后，眼界开阔了，但还经常和工厂的同事们接触，这是有好处的。光听汇报、调研有时不容易听到实际情况。”2004年10月，宋晓梧带队到抚顺等地进行调研，“眼见15万人居所破败不堪，难遮风雨”，“有人当场下跪，恳求解决居住问题”，令他深受触动。调研组把棚户区的贫穷、落后状况拍了DVD片子呈报国务院领导，并提出棚户区改造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报告送上后，引起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棚户区改造自2005年拉开帷幕，至今已在东北取得明显进步，全国其他地区也逐步推开，很得民心。

　　宋晓梧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惧观点交锋。他在2004年就提出要防止地方政府政绩冲动与企业利润冲动合流，造成经济过热和重复建设。后又明确反驳张五常等人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诀”一说，提出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虽然对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起了推动作用，但酿成的危害极大，致使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地方层面远未落实，甚至背道而驰。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针对有专家提出中国不能开展行业、区域集体谈判的观点，宋晓梧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把中国的集体谈判行政控制在企业级，更反对把行业、区域集体谈判视为洪水猛兽。”他分析道，国际劳工组织第98号和第163号公约规定，可以在企业、行业、区域和国家等多个层级展开集体谈判。至于侧重哪个层级，由工会、雇主组织自主协商，实际由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具体条件所决定，政府不应强行规定。欧洲多以行业、区域为主，美国、日本以企业集体谈判为主，但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行业、区域集体谈判。有关研究说明，集体谈判局限在企业级容易引起职工相互攀比，因为劳动力是可以在企业、行业、地区间流动的，反而是行业和地区级谈判对平衡劳动力价格水平更有利。

　　针对最近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争论，宋晓梧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还远不是高福利社会；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目前的社会保障供给不足，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太小；精算平衡不应作为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保险中不应片面强调多缴多得，社会保险的伦理基础应建立在社会公平和社会共济的基础上；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应搞成全个人账户；退休职工交医保费的问题值得商榷；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全国的均等化而不是某一统筹地区的均等化；企业缴费负担重主要是养老缴费高，其根源是初始制度设计存在问题。

　　数十年来，在学术观点上，宋晓梧始终坚持独立己见，一直处于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品格，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位学者而非官员，他自己也更认同学者的身份。

　　再剪夏虹裹墨研，绘秋霞烂熳

　　“写诗词，不是应景，是抒发内心真情实感。”

　　宋晓梧爱好诗词，在被关押改造和干校劳动的几年里，一本《诗词格律》的小册子陪伴他度过了许多苦闷空虚的时光。“学习‘毛选’之余，快乐之事莫过于在油灯下翻阅、抄写王力先生的这本小册子”，没有人指导，只能自己琢磨，“觉得古诗词真美”。试着填写几首，“欲速难成时未到。又敛双眉，岂为霜下草。一夜雨风何时了，多情莫被薄情恼”，“夜卧沙洲迎苦雨，朝翔云海逆凄风”，“锦书一封却难托，何日归家，洗我客袍”，多多少少抒发了他那时的心情。

　　回京后在工厂工作时，“当时我的反革命帽子还未彻底摘掉，父亲又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开除党籍，我当不了兵、入不了党，连厂办大学也不让报名，”宋晓梧发出了“尘世不堪回首，身家更是仓皇。虽将薄酒热衷肠，何处述说惆怅！”之叹，但也有“无欲无为无大志，逆风逆水逆潮流”，“功名原本身后事，富贵从来若土灰”的淡泊。

　　“忧国非但是诗人。”中年以后，宋晓梧的诗作更多直叙胸怀，凭古吊今，针砭时弊，也不乏禅意哲思。他将忧国忧民的情怀融入诗词之中，“赞隆兴又叹劳耕苦。喜，心深处。忧，心深处。”棚户区调研后，写下“惜文景之治，两朝凋敝；开元盛世，一代荒芜。永乐辉煌，康乾富贵，若丧民心必倒伏。需警惕，莫两极分化，误断征途”。2007年，《国民收入状况与灰色收入》报告读后，他深为权钱交易猖獗、灰色收入泛滥担忧，“这厢边斗室垂泪，那厢边奢侈浪费。却不知，为哪般贫穷，何来的富贵？细思量，辨真真假假不易，评大是大非更累。只怕那，蝼蚁养成堆，大堤终崩溃”，坦诚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2008年，宋晓梧的《沁园春·云台山》获得了中华诗词学会颁发的古体诗词三等奖，他自称“比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还高兴”。更大的收获是，“古诗词包融了儒释道的处世哲学、人生感悟，从这里渐渐深入进去，对成败兴亡、荣辱沉浮的思考可以超然一些，好像人生开辟了另外一个境界，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精神生活。”

　　沧桑历尽，烟云过眼，宋晓梧的心境更为平和豁达，渐似“也无风雨也无晴”。《自度曲·整理诗稿有感》有言，“溶晶雪冬寒，采玉露春园。再剪夏虹裹墨研，绘秋霞烂熳”，既象征着他命运沉浮如四季更迭，也隐含着苦尽甘来、酬筹壮志的心气。虽然“难书世态炎凉变，难描荣辱浮生幻”，然而“半世已过心已静”，那么就“云卷云舒过眼前，留心迹几篇”。

　　现在的宋晓梧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任职，发挥余热，闲暇亦寄情诗词，如今的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知天命，不逾矩，再登攀”。

　　（本文参考了马国川：《共和国一代访谈录》、《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三分册》、宋晓梧：《梧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