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思念忆恩师

——记史学家金家瑞教授二三事

袁 家 方

金先生是1993年7月7日因心肌梗塞骤然离世的，至今25年了。我的电脑桌面上，有他的照片。每天都能与他相见。可是，永远的遗憾——怎么就没有一张与他的合影，没有在他身边念书、写作的照片。

一、五年后，我找你

上高中的时候，就听说学校里有位历史老师金家瑞，是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助手，也是史学名家。我没有上过金先生的课，只是在校园里看到过他在“牛鬼蛇神劳改队”默默的身影。

1973年，街头偶遇金老师，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工厂学徒。他说：“你得读书、写作，5年后我有事找你做。”说完，就走了。没想到，5年后，1978年，我考入北京财贸学院（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校请时在首都师范学院分院任教的金家瑞先生给我们教授中国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我真的成了他的学生。

1979年夏初，北京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义和团史话》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而立之年的金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史学论文与专著。其中，《义和团运动》一书以全新的观点、方法澄清了中外数十年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混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著，引起广泛关注，使他成为驰名中外的义和团史专家。那以后，他被销声匿迹20年，直到1977年后才重返高校，“复出”史学界。这些“往事”，无论是他二三十岁时学术研究的成就，还是1958年以后的“坎坷”，特别是“文革”中受到的折磨，他从未对我说过。只字不提。

他要我跟着他写《义和团史话》。如果把当年的著述拿来重刊，挺简单的，他说他不想那么做。于是，重新设计框架，梳理内容，他要写本新的《义和团史话》，甚至，连文字的风格也要有所变化。他要我做的，就在“文字参订”上。

金先生先让我读义和团的历史资料。记得除了有关著述之外，仅资料集，当年就看了两部8块大砖头般的书，做了满满两抽屉的卡片。然后，按他的提纲，听他讲述书稿，用我的理解写下来，他再修改、审订。从“写”第一章，我就明白了先生的用意——这是他要让我看他研究一个史学课题的全过程，他要用自己写书的全过程，给我上“示范课”。他自己写，再看着我写，还得不厌其烦、煞费苦心地给我讲授义和团的历史和治学的方式方法，乃至写文章的规矩、门道。没有我，他的写作会快很多。

年底的一天，金先生要我早上8点到他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来和他谈书稿。这一谈，就从早8点到了傍晚5点。从前言到每一章，所引用的史料，一条一条地核对。编辑老师提到某条，金先生立刻作答，出自什么书，史料的原文是什么，先生都给背出来，准确无误。

天哪！原来做学问是要“背书”的。真不知道先生背了多少史籍。他曾经对我说过，中国史学界有两大奇人，一个是陈寅恪先生，一个是翦伯赞先生，都是背了多少部古籍在脑子里。只要提到某段文字，他们都能脱口而出，一字不落。

金先生在他的书稿付梓之际，又给我上了一堂特殊的课！

这堂课两个内容：一是做学问是要背书的，要老老实实地下死工夫、笨功夫，绝不能“投机取巧”。二是带我见识了什么叫“责任编辑”。后来，我做了主编，至今还不时地被邀做编审工作，总想起在先生的书房里，体会做编辑的“责任”二字，其意就在为学问负责，为学问把关。既然要负责，要把关，那就得自己先去做功课。

二、魔鬼训练

1979年春，金先生要我以《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后期贸易情况》为题写篇论文。先读《洛阳伽蓝记》，做史料卡片，一个月后给他看卡片、说构思；再一个月，列论文提纲并做提纲论证，兼及史料解析及运用的考虑；第三个月，写出初稿15000字；第四个月，在他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的基础上，用20天改出第二稿12000字，要求：第一稿的50%文字不能在第二稿中出现；第五个月，写出第三、第四稿，分别为10000字、8000字，且仍旧是前一稿的50%字句不能在新稿中出现；第六个月，文稿改至6000字，要求同前。总历时8个月，写出了一篇6000字的论文。1980年，论文在当时的《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总第2期，主编石椿年先生）发表。

当年没有电脑，全靠“爬格子”，每天还要按部就班去上课，课后做完其他作业。就是这篇论文。感受是：要读大学，要做学问，就得经受学术的“魔鬼训练”，而且，这种“魔鬼训练”是要贯穿一个人人生的始终的。

现在回忆，那时实际上写了大约八、九稿。特别要说的是，我的每一稿，金先生看后，都是满纸飘红，逐页逐字地批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过程中，他还指导我研读了数十本有关著述。其实，他比我累得多。他教我怎么读书，怎么做研究，怎么写文章（包括立题，提纲论证，资料搜集、整理、解析、使用，文字表达，以及学术规范、编辑规范等）。原来，他是借一篇论文，手把手地传授我学术方法论。

“满纸飘红”的稿纸的影像，至今还在眼前。这影像是无声的。它的后面就四个字——为人师表。

三、心存敬畏的“打坐”

不断有院校邀请金先生去作专题或系列讲座。每次外面的讲座，他一般要用7到10天备课，最后的一两天，他会要我去家里“帮”他整理讲稿。这或者是他备课的最后工序。其间，还要写出讲座中板书的卡片，编好次序，他讲课时，由我按进度提前抄写到黑板上。这样的工作往往要到夜里一两点。每当他讲完一段话，我记录的时候，他会起来给我添热茶。工作结束，他一定亲自给我铺好被褥。次日清晨，他总是比我起得早，给我准备好早饭。

有一次，先生在首都师范学院给研究生讲课，我刚要抄第三个卡片，被他拦住了。此后的20余段史料，都是他自己写的板书。那次讲座，我这个板书书写员——下岗了。

课后，他告诉我，夜里两点让我睡了，他继续备课，把讲座中要引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换了，未及写成卡片，只在讲稿上作了些标记。他说：“准备这次讲座，历时近月，我颠覆了三个讲稿的框架和内容。从学生们的现场反应看，还是第四稿的效果好。”

那一夜，他可能睡了不到两小时，或者一夜没睡。那天之前，他又独自熬过多少个夜晚，就不得而知了。

已经记不得跟随金先生外出讲座的次数了。大约十年间，二三十次总是有了。每次备课他都这样，即便是曾经讲过的题目。

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的每一次讲座，学生们都被他逻辑严谨又思维活跃、旁征博引中充满睿智、还幽默诙谐的讲授所吸引。但他们不会知道，先生对每一次讲课都心怀敬畏，都惕惕然地准备，惕惕然地讲授。他在治学、从教道路上对自己的严格乃至苛求，我都从旁看见，就在跟随他备课、讲课的多少个日日夜夜。

时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的金先生，去世前三天主持了图书馆的一次研讨会。他告诉我，为了在会上发表关于志书的论文，他“打坐”了五天。这是他的老规矩。所谓“打坐”，就是熬夜。也就是说，为了写一篇论文，他熬了五天五夜。如果没有那五天的“打坐”，他可能不会心脏出毛病。那只是学校图书馆馆内的一次研讨会，他依然非常正式地准备，非常严谨地撰写论文。

四、不速之客

先生去世后数日，学校专门开了追思会。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廊坊市社科联的主席专程赶来。因为坐在会场的角落，我没听清主席的名字。学校方面事先并不知道，人家自报家门后，大家才恍然。

主席说两三年前的某日，突然有北京来人访廊坊社科联，了解义和团的有关历史。攀谈中得知是金先生——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名家。主席说没想到那么有名的学者，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廊坊，寻访义和团的史迹，且对当地街巷、火车站等的了解，比当地人还详细。金先生穿着朴素，言谈实在，但却实地踏勘，追根究底，给廊坊的同仁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主席说他一定得赶来参加追思会，表达自己和廊坊社科联的同志们对先生的敬意和缅怀。

如果没有这位主席的讲述，我们没有人知道金先生去外地调研的事。先生也没有对我提过。八十年代末时，交通远没有今天便捷，他还是自费去的，来去加调研，估计得三天。那时他已经年过六旬。

不速之客匆匆赶来，又悄然离去。他让我看到金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透过楼窗，我远远地目送主席。校门外，回过身，他站住了，看了学校好一会儿，走了。

五、今天猫生日

先生对中医和中骨科有研究。家里人或邻居有不舒服，都找他号脉诊病。附近中药房的人，一看药方，就知道是金老先生给开的。他曾经在慕田峪下放劳动，村子里的老人现在还记得他给人们看病开方子、推拿按摩治疗跌打损伤的故事。

听说金先生喜欢京剧，没听他唱过。“文革”中，在中学的大字报上，有人批判他在教师联欢会上唱“四郎探母”，放封建的毒。

他还会什么？不知道。

但先生喜欢猫。

一次去他家，见屋门玻璃上卡了张方纸，上面写着“今天猫生日，每人一毛钱”，是金先生的笔迹。纸的中间画了条鱼，斜上方是微笑着的猫。先生的钢笔字有楷书的功力，流畅中透着刚劲。没想到他画的猫和鱼也栩栩。

每天他去菜市场，给猫买5毛钱的鱼，还专门告诉人家，自己有个小孙子，就爱吃一拃长的小鱼儿。于是，鱼摊的大姐天天给准备好。

又一天，我刚进门，先生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大猫对上象了，亲家老两口都上门来祝贺，是隔着两条胡同的街坊。正说着，那猫从我们中间走过，步态庄重而骄傲，像是知道在说它的事儿。

不过，先生带我写讲稿的时候，还真没看见大猫来起腻。

一直到去世前，无论去哪儿，他都骑自行车。从他家到学校，要一小时。这就是说，一天里要骑车至少两个小时。

有一次，他到我家，见面就说，咱俩差点儿见不着了。原来是晚上骑自行车回家，见路上没车，他居然来了个撒把骑行。正顾自高兴，车轱辘撞上块鹅卵石，连人带车扔了出去。还好，没摔折哪儿，腿搓伤了好大一块。

那年，他65岁左右。原来，没人的时候，先生还会——“蔫儿淘”！

六、最后的电话

那年图书馆的研讨会是周六下午。第二天下午，先生打电话来，他说：“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你去学报做主编，我原来是不同意的。现在，我想通了。小伙子，好好干！咱们爷们再见啦！”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愣了，跟家里人说：“金先生刚才的电话，怎么这么蹊跷？”

两天后，得到他突然去世的噩耗。

25年了，他最后的电话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

他想通了什么？我不知道。

他要我怎样好好地工作？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是我的老师！

他是直到离世都在惦记着学生的人！

……

（作于2018年10月5日）

【作者简介】

袁家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978级商业经济系学生，现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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