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忆

文/王健

难忘的军旅生活

我是1967届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1968年才被分配参加工作。记得在当年八、九月份，驻校军管会和工宣队通知，我和同班另外五名同学一道被分配到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所属企业。同时告知我们，因为国家正在搞“三线建设”，分到三机部企业的同学将会到新建的贵州011基地工作。分配小组要求我们在国庆节前到江苏淮阴市6430部队招待所报到。

六位同学中，我是河南的，还有家在北京的、河北的等。我们相约按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报到。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到达淮阴市，在招待所见到十多位从全国各地高校来报到的学生。招待所安排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送我们到6436部队农场总部。场部领导当即把我们送到学生四连营房。营房里已经到了不少像我一样的学生，据介绍有名校北大、清华的，也有哈军工、哈工大的，还有北航、南航、南工、西工大及天津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大家一见如故，亲如兄弟。我被分到三排七班，班长是北航毕业的任辰宗。

几天后，全连所有应到战友都到齐了，连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连长、指导员及三个排长都是部队选派的军官，下属九个班每个班也有两名6436部队的战士。此外，还有个炊事班，基本由学生兵组成。在这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告诉我们，我们农场是12军（对外番号6408部队）34师（対外番号6430部队）100团（对外番号6436部队）所属的军垦农场，100团是个红军团，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建立，第一任团长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徐海东。他还说，红军团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光荣传统，因此，三机部将我们安排在这里劳动锻炼。共有400多名学生分为四个连队，即学生二连、学生三连、学生四连，还有一个女生连，都在100团军垦农场（对外称白马湖农场）锻炼。我们连队即是学生四连。

1968年国庆节后，我们在部队的军旅生活正式开始了。部队给每人发了一套不含领章帽徽的旧军服，一双旧式解放鞋，大家穿上了统一的服装，开始了新的生活。农场统一种水稻，工作就从整治稻田开始。第一天，每人手持一把海门锹，以班为单位开始平整土地，又在每块稻田四周开挖水沟，之后就在平整好的田地上撒稻种、育秧苗。插稻秧季节到了，我们就开始褥田插秧，之后就为稻田地除草施肥。稻子抽穗时节，在田里拔草时发现不少水蛇、蚂蝗。这对我们从北方来的“旱鸭子”同学来说真是恐怖至极！三排八班哈工大毕业的一位同学，小腿上被一条大蚂蝗叮了一口，淌了不少血，为此休息了一个多星期。这个意外伤害让许多北方来的同学宁愿去干更耗体力的重活也不敢再下稻田。然而南方同学却非常淡定，他们甚至用手抓起一条水蛇在手腕上缠绕，南工、川大的两个同学还边玩蛇边笑着说：“这怕啥，它没有毒，不咬人。”

秋天到了，稻子成熟了。放眼望去，连片稻田里满地金黄。一棵棵籽粒饱满、密度又大的稻穗令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据农场领导说，当年水稻是个大丰收，我们四连种的水稻是全团较好的。不久就开始收割了。我们三个排九个班的同学分片包干，手挥镰刀，高挽裤管，纷纷下田劳作。但是，先下田的同学发现脚下的田里水蛇比褥草时更多，到处乱窜。这个场景让不少战友心里又发毛了。一个个又从田里返上田埂并放下镰刀，纷纷加入负责把割下的水稻捆绑并运送到打谷场上的任务。大家肩挑车拉，把割下的水稻运到打谷场上后，就由其他排的战友进行机器脱粒，摊开晾晒。等一颗颗谷粒晒干后，连部又安排我们三排八班战士装麻袋，用小船把它们运送到位于淮安的军队粮库。就在第一批新稻谷晾晒干后，炊事班的战士经请示批准碾了几十公斤新鲜大米。大家吃到了自己亲手种的新大米饭非常高兴。七班的一个北方战友当时就说：“这米饭真好吃，不要菜也能吃两大碗。”

大丰收后一个多月，三机部干部司领导来看望大家，并带来了新消息：在该农场劳动锻炼的学生将结束锻炼，年底前到原分配单位报到。同时也告诉大家，原来被分到贵州大三线的同学如果家庭确实有困难可以提出来，由部人事部门调整到离家比较近的航空工厂。我后来得知，学校六名分到贵州的同学中有两名改派到河南、河北的航空企业，绝大多数还是按照原分配单位如期报到。

一年三个月的部队生活将要结束了，大家感到这段劳动锻炼经历不仅锻炼了体力，也锻炼了精神和意志。不少同学感慨万千：这一年多的生活经历令人终生难忘！任何时候想到这段锻炼生活都会精神振奋。今后无论干什么工作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积极应对，都会千方百计自己克服。有这段经历就有了应对任何困难的底气，对自己今后事业的成功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后来的事业中，我们七班长任辰宗在洛阳某航空研究所担任所长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副班长、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赵德发被贵州省国防工办任命为下属军工企业党委书记。我的同班好友、天津大学毕业的刘凤田在飞机总装厂任党委书记。南航毕业的同班战友张锦康被提拔为100厂总工程师。还有原学生二连重庆建工学院毕业、和我一道也分配到100厂的好友李延龄被提拔为工厂副厂长，后又被航空部调到福建航空工业公司担任副总。我本人先是在航空发动机主机厂工作，后又被调到011基地办公室任党组书记齐克非同志的秘书。齐书记是新四军老干部，对基地全局工作抓得又紧又细，对我要求也很严。1983年，航空部劳动工资司要在南航办劳动经济专业，部里要调我到南航任教。恰好当年齐书记行将退休，就同意了部劳资司的决定。我1983年9月到南航报到，被分到管理工程系劳动经济教研室。其间国家劳动部、人事部合并，在无锡湖滨饭店召开全国劳动人事工作会议，赵东宛部长亲自到会主持并讲话。我作为理论界代表受邀参加。在会上遇到了时任江苏省劳动局长的卢慎亮和阙德馨同志。他们了解我在南航任劳动经济专业教师后希望我到省劳动局工作。会议结束后，阙局长还亲自与南航协商。之后于1990年初，组织上就把我调到省劳动局。从南航调出之前，南航经济系列评委全票通过了我的“劳动经济学副教授”职称并授予证书。

现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军垦战友都年岁已高，到了暮年，想起这段经历就感慨万千！这真是一段培养精神意志、锻炼实干精神、开拓人生道路的令人终生难忘的宝贵经历。

开会开进中南海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国营企业实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端掉大锅饭，废除过去的“固定工”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结果大批职工下岗失业，部分工人群众生活困难。

为了帮助下岗职工渡过难关，稳定社会秩序，许多地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当时，天津市总工会联合商业部门帮助困难企业办“职工合作社”，为下岗职工提供低价日常生活用品，以满足困难职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全国总工会认为天津的做法应该在全国推广，以便让各地学习天津的经验，为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服务。后来就发文召开全国会议。各地总工会接到通知后就发文，请省商业部门、劳动部门以及政府办公厅分管领导按照通知要求，各自派代表到天津市总工会报到参加相关会议。我厅陈凤鸣厅长看到通知后就要求计划劳力处按规定派人准时参加。当时我厅计划劳力处长是李福生同志，我是具体负责劳动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的副处长。李处长就请示陈厅长，经厅长同意让我去天津参加会议。于是我就乘火车按规定时间到天津报到。报到当天发现，我省总工会派了分管副主席，商业厅派了一位副厅长，省政府是派驻京办事处主任就近参加。当时就感到我代表本单位参加可能有点不合要求，但已经来了，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

第二天上午，大会由天津市总工会和市商业局先后介绍了他们帮扶困难企业建立“职工合作社”的思路和做法：由商业部门提供价廉物美的日常生活用品，工会联合困难企业对困难群众建档立卡，及时保证供应困难企业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帮助困难职工及家庭渡过难关。当天下午，会务工作人员又组织与会代表到搞得比较好的企业单位，参观他们办的“职工合作社”。那里就像一家超市，基本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而且物美价廉。特殊困难职工还可享受补贴，相应发些票券，以票券抵钱币。到现场购物的困难群众确实很满意，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之后，大会会务组通知大家第三天上午会议要转到北京召开，要求全体与会代表集中乘大巴车进京。

代表们到达北京时已经是下午了，大家乘车来到全总招待所。晚饭时，会务组通知全体代表饭后到宿舍等待，有重要事情通知。代表们饭后就回到自己房间。原来是会务组要为每个代表拍照，说是制作胸牌并要求明天上午开会一律佩戴胸牌进入会场。次日一大早，会务组就把胸牌发给了每位代表。饭后有数辆大巴停在院内广场上，各省代表佩戴胸牌按会务组安排上了车。这时候才得到通知：今天上午会议是到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开，要求大家不拍照，不携带照相机，如已带的请一律放回宿舍。同时请大家下车后不要随便走动，直接进入会场。待人员到齐后，大巴车出门沿长安街一路向西直接开到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又一直开到据说是国务院第一会议室门口。下车后依次进入会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主席台后面墙上的那张《骏马图》。大家按规定陆续入座，记得我省代表是坐在中间靠后的一排。不大一会儿就听说大会马上召开请领导入座。代表们不约而同起立鼓掌。“李总理！”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定睛一看，真是李岚清副总理，随后邹家华副总理也走进会场，代表们的掌声更加热烈。大会开始后，两位副总理先后讲话，强调各地都要高度重视劳动制度改革中的职工下岗问题，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同时注意下岗职工的培训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学习新技术，提供工作的适应能力等。希望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妥善处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回到单位后，我向陈厅长汇报了会议的情况，特别提到会议最后一天是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召开，而且两位副总理都到会讲话，他当时就说：“老王，你运气真好！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开会，一次也没碰到这种机会，你替我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开到了中南海。”我听了笑着说：“可惜中南海会后回到住处，会务组又把参会的胸牌收回去了，不然真是值得收藏的宝物了。”

（2021年3月修改）

【作者简介】

王健，原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之一）劳动经济系1967届校友。曾在三机部贵州100厂、贵州011基地办公室工作，在南京航空学院管理工程系任教期间被评为劳动经济学副教授。1990年后历任江苏省劳动局（后称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政策研究室调研员、计划劳力处副处长、劳动关系与监察处副处长，江苏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

王健：往事回忆（配图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