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师长

文 / 王燕祥

1978年10月的一天，在经历了漫长的近两年的起伏波折之后，我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我参加了两次高考，并且和招生单位以及北京市高招办进行了一系列的博弈，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被母校北京财贸学院录取了。

清华大学曾经有过两位任职时间长且影响巨大的校长：一位是1949年之前长期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另一位是1949年之后长期以高等教育部部长而兼任校长的蒋南翔同志。梅先生有一句时常被提及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阐明了大学的硬件设施与教员这种软性资源之间的关系。我们北京财贸学院那时候的状况，正好是梅校长这一论断的一种印证吧。就校园和其他硬件来讲，当时的贸院可以用简陋来形容。我们仅有南线阁68号一座小红楼用作宿舍。一层是单身老师的宿舍，二层是男生的宿舍，三层以上楼层是女生的宿舍。教学和行政办公合用了位于枣林前街68号的一座四层楼房（后来到了大约1985年，又在第四层之上加盖了一层，以缓解用房的高度紧缺）。此外，还有一间食堂和一间两层的简易小楼作为办公用房。然而，在这种极其局促的环境中，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四年学业。毕业之后，在各个领域中，许多人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亮眼的业绩。这一点充分说明，我们这第一届学生的培养质量是合格的。

我们学校之所以能够取得为社会培养合格毕业生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学校有一支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且具备较高学术造诣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在四年中，我曾经先后就教于二三十位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敬业的和称职的，其中更有若干位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忘却的记忆。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把关于他们的记忆写下来，作为我对他们怀念心情的表达，同时也作为庆祝母校65周年校庆的贺礼。

当我回顾四年间给予我难忘教诲的老师们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文成老师。刘老师是当时年纪比较大的一位老师了，堪称年高德劭。他在1949年之前毕业于北京著名的辅仁大学经济系。今天，说起北京的“四大名校”，人们都知道是北大、清华、人大和北师大，而那时候北京城的“四大名校”却是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前两所是国立大学，后两所则是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在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的。刘老师毕业于名校辅仁大学，自然学有所长，饱学足识。他给我们讲授会计学基础这门课。正是由于他的讲授，使我对会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后来我在几十年当中，一直从事会计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可以说，刘老师是我进入会计学领域的引路人。

刘老师在会计学领域耕耘多年，学养深厚。他当时在学校里属于教育背景最佳、学术水平最佳的教师之列。有一点可以作为证明：我们毕业时获颁的学士学位证书上有两个人的签章，一位是李洪涛院长，另一位就是作为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的刘老师。试想，他若不是水平极高，怎么能够被选为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呢？

刘老师讲课时严谨认真，但态度十分亲切和蔼。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解释说明。他讲课所使用的语言是深入浅出的，我们很容易理解掌握。记得那时候，我们学习的教材是厦门大学葛家澍先生编写的《会计学基础》。其中有许多与今天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的方法不同的内容。例如，在葛老的书中，会计等式被写成了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现在会计要素中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都见不到。另外，资金平衡表（相当于今天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也十分特别。左边是资金来源（相当于今日的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而右边才是资金占用（相当于今天的资产）。左右两边的分类也很有意思，两边都各分为三个部分。左边是流动资金、固定资金和专用基金，右边是流动资金占用、固定资金占用和专用基金占用等部分。每一侧的一个部分，又同另一侧的相对应部分两两相等。这当然是计划经济下经济管理的特色所致。在讲授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刘老师反复讲一句十分通俗的话，使我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说的是：桥归桥，路归路，买油的钱不能打醋。这句话十分生动，言简意赅，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至少对于我这样的学生是如此）。刘老师后来是北京财贸学院最早获得教授职称的教师之一。他十分赞赏我表达的对于会计学的兴趣，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第二位使我怀念的老师是李必富老师。李老师是典型的四川人。他中等身材，相貌端正。每次上课他都着装整洁，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他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但是讲课时声音洪亮，精神饱满，一口带有四川味的普通话，很有感染力。当然，他之所以讲话带有感染力，主要还是他的课讲得很精彩，其次才是他的口才佳。李老师教我们商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大约相当于今天大学里开设的管理会计学）。他讲的课我很爱听，学习体会很深。如果说刘文成老师引我进入了会计学的门，李老师就是在会计学领域中推我站上了一定高度的推手。他讲过的有些内容，比如本量利分析等至今还包含在我的讲课内容当中。

李老师除了课讲得好之外，为人也十分宽厚善良。记得有一次，临近中午十二点了，他却要开始讲一部分新的内容——移动平均法。由于我当时每天不吃早餐，所以到了中午临近下课时，总是饥饿难忍。这时看到他要讲新知识，生怕他拖堂，竟然不礼貌地说到，我们已经学过了（其他老师的确是有讲过的）。他听了之后，淡淡地说：既然你们不爱听，我就不讲了，下课。他有一个习惯，每次课留作业，不是要全体同学都做，而是指定几个同学做，下次上课他再做讲评。这次他就指定我来做这次的作业。我心想，这是对于我的不礼貌行为的薄惩吧。然而后来，当我把作业做好交给他的时候，他在上面批了“很好”两个字，完全没有显示对我有什么记恨。

有件事情很巧。有一天，我的女朋友（就是今天的老伴）忽然问我，认不认识李必富。我很诧异，问她怎么知道我们学校有这位老师。她说，李老师的爱人姜老师是她同一所中学的同事，姜老师是教美术课的。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姜老师送给我们的礼物是她亲手绘制的彩蛋，真的十分精美。我女朋友说，姜老师告诉她，当她向李老师提起我时，李老师对我十分夸奖。这真出乎我的意料。再后来，我们夫妻曾经到李老师家里拜访。通过与他交谈，了解到他的更多信息。原来，解放前李老师家境殷实。1949年他曾经有机会到美国攻读MBA学位，但是因为新中国商业部的招呼，他放弃了赴美深造的机会，毅然北上，加入了新中国商业部，工作业绩也是十分不错的。不幸的是1957年，姜老师被错划为“右派”，李老师不离不弃，没有和她离婚。在他的扶助和力挺之下，姜老师最终熬过来那段极其艰难的岁月。当然李老师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之所以最后离开了商业部，到了市属中专任教，很大程度上与他没有与姜老师“划清界限”有关。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我对李老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去拜访他时，他是住在马尾沟商业部宿舍。问过他才得知，这是因为商业部想调他回去工作，因此特意分配给他一套住房，但是我们学院不同意他调出，所以没能走成。然而商业部并没有把住房收回。这表明商业部对于他的水平是高度认可的。从他身上，我更深刻体会到那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的名言究竟是什么意思。

第三位让我记忆深刻的当属梅建功老师。梅老师身材不高，瘦瘦的，但是精力充沛，讲起话来底气十足。他教我们班国民经济计划和商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这两门课。他的教学也是准备认真，表达清楚，教学效果很好。记得他教我们班商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时，我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8分。当时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可以称之为“考霸”，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可是这一次他的成绩比我的略低，结果其他同学还和他开玩笑说，你怎么这次被王燕祥给“毙了”呢。

我和梅老师的交集更多地发生在我毕业留校任教之后。留校后，我分在新成立的工商行政管理系。不久，梅老师被任命为我们系的副主任。正是由于他的鼎力帮助，才使我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难题。那是1984年，我申请并获得了香港大学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但是当时，去香港读书并不包含在自费留学所允许的国家和地区范围之内，想去留学必须办理公派手续。我因此向学校领导申请办理自费公派手续。这时，系里和学校的许多领导同志都不同意给我办理这个手续。据说，当时的人事处长（一位部队转业的老同志），曾经公开表达担心我学成后不回来报效祖国。刚巧在这个时候，梅老师来到我们系。他对我的申请给予了坚决支持，暑假期间竟然专门去学校为我的事情加盖公章。并且，他向人事处长表示，相信我一定会按时学成归来的。他还说，退一万步讲，如果我学成后留在了香港，那么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依然是要为祖国服务的。他还向人事处长表示，由于系主任出差在外，他作为副主任，负完全责任同意我赴港深造。在他的这种强力支持之下，我才最终成行。在港大的学习经历，对于我后来的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为此，我对梅老师的提携与帮助，真是没齿难忘。2008年，母校举办了77级、78级入学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梅老师作为我们当年的老师也受到了邀请，可是他临时有事脱不开身，他为此特别写了祝贺辞，委托我到大会上代他宣读。我照办了。同学们听到来自老师的祝贺都深受感动。

 再一位让我记忆深刻的老师是赵志平老师。他是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入学前，我的英语学习几乎是一片空白，高考的英语成绩仅有几分。幸好当年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只是作为参考，不然的话……入学后，我们大家根据英语实际水平被分为了四个班：一班是水平最高的班，二班是英语水平较好的班，三班、四班则是初级水平，有些同学甚至要从ABC学起。我最初被编入三班，后来经过努力，英语水平有所提高，就进入了二班。我们当时把一班和二班称为“一外”和“二外”。“二外”的老师就是赵老师。赵老师英语教得很好。他为人十分友善并且健谈。他当时是单身，住在宿舍小红楼的一层。我们有时到他宿舍去串门。经过交谈得知，他原先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又是一位名校出身的老师，真是了不起。我们学校也真是卧虎藏龙之地啊。他本来有很好的前程，可惜也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一切机会都离他而去了。由于他属于六类“右派”中最轻的那一类，所以没有被送去强制劳改，而是下放到百货大楼当售货员卖布。北大经济学毕业去卖布，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这种人才的浪费是多么令人扼腕啊。1979年之后他来到我们学校，被分配教英语。他教英语也是十分努力认真。我的成绩也还不错。后来我去港大读书，请他帮我写了推荐信。他慨然应允了。在他的推荐之下，我顺利地获得了港大的录取。

 再下面，我想提到的是满德厚老师。他是从事政治工作的，担任商业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记得我们毕业分配之际，他特地找到我，对我说，你当了四年的班干部，为集体做了很多事情。这次分配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我们尽量满足你的愿望。我提出我想留校任教。当时我的出发点是因为我四年中英语学习还是没能“过关”，没有勇气报考研究生，于是想留校当老师，在工作中寻找机会多读书。我怕这个要求过高，就说，如果不行，我想分配到中央部委。分配方案中最热的部门如国家计委、国家物价总局等我不争，我想去农业部。实在不行，我不想分配到北京市第二服务局。我入学前是在东城区的国营饭馆里当厨师。饮食行业在北京市是归第二服务局领导管理的。而当年我们的毕业分配方案中就有一个北京市第二服务局的名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分配中有一项原则，叫作社来社去，即毕业后回到入学前的农村人民公社继续当农民。我当时担心我们毕业分配也实行类似的做法，把我分回到入学前的系统中去。没想到满书记表示我的希望“不过分”。最终我真的被留校了。满书记更是从商经系调到工商系，从我的师长成为了我的领导。满书记的工作作风十分平易近人，十分好接近。这同现在一些官架子十足的领导同志相比较，真是有十分重大的区别。

我留校以后，学习的愿望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刚一留校，师资科就给我们新教师开办了英语学习班，聘请了新华社的退休翻译刘老师给我们讲课。一年后，我又得以脱产到北京市高教局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的英语培训中心学习了一年的英语。这样，我的英语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往后，我通过了必需的英语考试，进入了香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有了这个学位，我得以在1988年转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在中央民族大学，我继续努力，终于在1994年考取了施正一教授的博士生。199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我又得到了一个机会，于1998年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时的院长是由朱镕基总理兼任的。朱院长对于在经济管理学院中采用英语教学十分肯定。他在2001年的讲话中强调，我不要求清华的所有专业都用英语讲课，但是经管学院一定要用英语讲课。你要掏人家兜里的钱，当然要会讲人家的语言。在他的坚持下，清华经管学院的双语教学开展得是比较早的。在清华大学教学的同时，我于2002至2006年期间，回到母校，为母校BETC中心的英国HND项目讲授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课程。两门课程都是完全使用英语讲授的，讲课的效果也受到学生和中心领导的肯定。我这种能力的获得，与当年能够到港大学习有莫大关系。而我之所以能够赴港大学习，还是由于梅老师等老师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实现的。饮水思源，我是真的是永远不能够忘记给予了我帮助和教导的老师们的。

著名的歌唱家宋祖英（她也是我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友）曾经演唱过一首歌颂教师的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内容是年轻老师回忆在小时候上学时受到了老师的关心与教导，长大后自己也成为了教师，一方面表达对老师的感激，另一方面表达对于教师工作的热爱与坚持。我在从母校毕业后，也成了大学老师。我对于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们也有“毕业后我就成了你”的感恩之情。我进入大学前，对于大学有强烈的向往。进入大学后就一直没有离开，直到今天。我曾经在北京财贸学院（1982-1988）、中央民族大学（1988-1998）、清华大学（1998-2004）和中国政法大学（2004-2014）执教。2014年退休后依然没有离开讲台，一方面在本校继续任教，另一方面在其他大学从事教研工作。目前还我担任燕京理工学院的特聘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的课外导师。多年来，我一直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认真学习体会当年老师教导我们时的好的做法与经验。我也努力把老师们对于我的关爱转投到我的学生们身上。所幸多年来的教师生涯没有使我留下什么遗憾。未来，我依然要以我的老师们为榜样，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作出新的贡献。

（2021年10月10日）

【校友简介】

王燕祥，1954年生于北京，中共党员，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财贸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财贸学院工商行政管理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会计研究所。2014年5月退休。目前担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专业硕士校外导师、燕京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环境生态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燕祥：回忆我的师长（配图版链接）